译文
在桃花、杏花盛开时它从不与其争奇斗艳;等到叶密成帐时才慢慢开始绽放。
清晨艳丽的花朵好似金掌承接着洁净清凉的露水,傍晚幽香飘溢与那豪华富丽的住宅里的香风争惹。
兰草、杜若一类的名花要想改变得像牡丹那样,至少得一千年以后呢!你是花中之王,独占尊位,比动听的笙歌还醉人。
牡丹花啊,为什么像梦中的仙人一样飘走了,只空留下绿色似屏的叶子呢?
注释
金掌:铜制的仙人手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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牡丹,天香国色,堪称“国花”。特别在唐代,牡丹,也是咏花诗的“热点”。但稍加留意,诗人们赏牡丹、赞牡丹,多尽往富丽说,极从欢情言,往往把牡丹作为荣华显贵的象征。然而,韩琮著的这首《牡丹》,吟咏后却有另一番感慨。
“桃时杏日不争浓,叶帐成阴始放红。”在首联里先赞扬牡丹的品格:一是不出风头,在桃杏开花的早春时候,不与百花争艳;二是谨慎务实,不在自己条件成熟(“叶帐成阴”)时不崭露才华(红)。
“晓艳远分金掌露,暮香深惹玉堂风。”接着在颔联里继续赞美牡丹的高雅和奉献。“晓艳远分金掌露”,说的是牡丹在早晨用它鲜艳如“金掌露”般的花苞在高处凝聚,承接那降落洁净清凉的露水。传说汉武帝求长生不老,以青铜铸造铜人,高擎铜盘,承接甘露称“金掌露”,以供服用。牡丹由于滋润着天赐的甘露,色更艳,香益浓,所以能“暮香深惹玉堂风”——在晚上它把幽香飘溢,与“玉堂(豪华富丽的住宅)”的香风争“惹”呢!这里,一“晓”一“暮”,概括总体,互为因果;“远分”“深惹”、上纵下横,动漪静美,尽情地把牡丹赞颂。看来诗中的牡丹,并非富贵荣禄之辈,而是赏雅惹俗的高士!
“名移兰杜千年后,贵擅笙歌百醉中。”在群芳中,牡丹却遭到嫉妒,可是嫉妒者仍然是徒劳一场。颈联中诗人先讥讽道:“名移兰杜千年后”。这里的“移”字作“改变”讲。意思是说:即使像兰草、杜若一类的名花要想改变得像牡丹那样,至少得一千年以后呢!接着才充满自信地赞道:还是你啊,牡丹!“贵擅笙歌百醉中”——你是花中之王,独占尊位,比动听的笙歌还醉人哩!
“如梦如仙忽零落,暮霞何处绿屏空。”牡丹的命运毕竟是不幸的:“如梦如仙忽飘零”,一个“忽”字,道出了官场风云变幻莫测的情景。“暮霞何处绿屏空”承上句“忽零落”而结。“暮霞”喻牡丹花;“绿屏”喻牡丹叶,喻比十分形象。这里诗人无限惆怅、无限深沉地感叹道:牡丹花啊,为什么像梦中的仙人一样飘走了,只空留下绿色似屏的叶子呢?此句颇有后人李清照“绿肥红瘦”的韵味。
首联写牡丹的品格,颔联写牡丹的贡献,颈联转诉牡丹对嫉妒者的蔑视,尾联以落花飘零告终。全诗字字写花,处处喻人,紧密结合自己的心事,正似诗人在大中十二年(858)被都将石载顺等驱逐以后失官时心情的自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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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琮[唐](约公元八三五年前后在世)字成封,(唐诗纪事作代封,此从新唐书艺文志注及唐才子传)里居及生卒年均不详,约唐文宗太和末前后在世。有诗名。长庆四年,(公元八二四年)登进士第。初为陈许节度判官。后历中书舍人。大中中,(公元八五三年)仕至湖南观察使。琮著有诗集一卷,《新唐书艺文志》传于世。生卒不祥,于唐宣宗时出为湖南观察使,大中十二年(858)被都将石载顺等驱逐,之后,唐宣宗不但不派兵增援,支持韩琮消灭叛将,反而另派右金吾将军蔡袭代韩为湖南观察使,把韩琮这个逐臣抛弃了。此后失官,无闻。
隋堤柳,岁久年深尽衰朽。风飘飘兮雨萧萧,三株两株汴河口。
老枝病叶愁杀人,曾经大业年中春。大业年中炀天子,种柳成行夹流水。
西自黄河东至淮,绿阴一千三百里。大业末年春暮月,柳色如烟絮如雪。
南幸江都恣佚游,应将此柳系龙舟。紫髯郎将护锦缆,青娥御史直迷楼。
海内财力此时竭,舟中歌笑何日休。上荒下困势不久,宗社之危如缀旒。
炀天子,自言福祚长无穷,岂知皇子封酅公。龙舟未过彭城閤,义旗已入长安宫。
萧墙祸生人事变,晏驾不得归秦中。土坟数尺何处葬,吴公台下多悲风。
二百年来汴河路,沙草和烟朝复暮。后王何以鉴前王,请看隋堤亡国树。
士君子立身事主,既名知己,则当竭尽智谋,忠告善道,销患于未形,保治于未然,俾身全而主安。生为名臣,死为上鬼,垂光百世,照耀简策,斯为美也。苟遇知己,不能扶危为未乱之先,而乃捐躯殒命于既败之后;钓名沽誉,眩世骇俗,由君子观之,皆所不取也。
盖尝因而论之:豫让臣事智伯,及赵襄子杀智伯,让为之报仇。声名烈烈,虽愚夫愚妇莫不知其为忠臣义士也。呜呼!让之死固忠矣,惜乎处死之道有未忠者存焉——何也?观其漆身吞炭,谓其友曰:“凡吾所为者极难,将以愧天下后世之为人臣而怀二心者也。”谓非忠可乎?及观其斩衣三跃,襄子责以不死于中行氏,而独死于智伯。让应曰:“中行氏以众人待我,我故以众人报之;智伯以国士待我,我故以国士报之。”即此而论,让馀徐憾矣。
段规之事韩康,任章之事魏献,未闻以国士待之也;而规也章也,力劝其主从智伯之请,与之地以骄其志,而速其亡也 。郄疵之事智伯,亦未尝以国士待之也;而疵能察韩、魏之情以谏智伯。虽不用其言以至灭亡,而疵之智谋忠告,已无愧于心也。让既自谓智伯待以国士矣,国士——济国之上也。当伯请地无厌之日,纵欲荒暴之时,为让者正宜陈力就列,谆谆然而告之日:“诸侯大夫各安分地,无相侵夺,古之制也。今无故而取地于人,人不与,而吾之忿心必生;与之,则吾之骄心以起。忿必争,争必败;骄必傲,傲必亡”。谆切恳至,谏不从,再谏之,再谏不从,三谏之。三谏不从,移其伏剑之死,死于是日。伯虽顽冥不灵,感其至诚,庶几复悟。和韩、魏,释赵围,保全智宗,守其祭祀。若然,则让虽死犹生也,岂不胜于斩衣而死乎?
让于此时,曾无一语开悟主心,视伯之危亡,犹越人视秦人之肥瘠也。袖手旁观,坐待成败,国士之报,曾若是乎?智伯既死,而乃不胜血气之悻悻,甘自附于刺客之流。何足道哉,何足道哉!虽然,以国士而论,豫让固不足以当矣;彼朝为仇敌,暮为君臣,腆然而自得者,又让之罪人也。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