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文
不要说从山岭上下来就没有困难,骗得前来爬山的人白白地欢喜一场。
好比行走在群山的包围之中,你刚攀过一座山,另一座山立刻出现阻拦去路。
注释
松源、漆公店:地名,在今皖南山区。
莫言:不要说。
赚得:骗得。
空喜欢:白白的喜欢。
拦:阻拦,阻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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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诗朴实平易,生动形象,表现力强,一个“空”字突出表现了“行人”被“赚”后的失落神态。“放”、“拦”等词语的运用,赋予“万山”人的思想、人的性格,使万山活了起来。
第一句当头喝起,“莫言下岭便无难”,这是一个富于包孕的诗句,它包含了下岭前艰难攀登的整个上山过程,以及对所经历困难的种种感受。正因为上山艰难,人们便往往把下山看得容易和轻松。开头一句,正像是对这种普遍心理所发的棒喝。“莫言”二字,像是自诫,又像是提醒别人,耐人寻味。
第二句补足首句,“赚得行人空喜欢”,“赚”字富于幽默风趣。行人心目中下岭的容易,与它实际上的艰难形成鲜明对比,因此说“赚”——行人是被自己对下岭的主观想象骗了。诗人在这里点出而不说破,给读者留下悬念,使下两句的出现更引人注目。
三四两句承接“空喜欢”,对第二句留下的悬念进行解释。本来,上山过程中要攀登多少道山岭,下山过程中也会相应遇到多少道山岭。山本无知,“一山放过一山拦”的形容却把山变成了有生命有灵性的东西。它仿佛给行人布置了一个迷魂阵,设置了层层叠叠的圈套。而行人的种种心情——意外、惊诧、厌烦,直至恍然大悟,也都在这一“拦”一“放”的重复中体现出来了。
诗人借助景物描写和生动形象的比喻,通过写山区行路的感受,说明一个具有普遍意义的深刻道理:人们无论做什么事,都要对前进道路上的困难作好充分的估计,不要被一时的成功所陶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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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万里(1127年10月29日-1206年6月15日),字廷秀,号诚斋。吉州吉水(今江西省吉水县黄桥镇湴塘村)人。南宋著名诗人、大臣,与陆游、尤袤、范成大并称为“中兴四大诗人”。因宋光宗曾为其亲书“诚斋”二字,故学者称其为“诚斋先生”。杨万里一生作诗两万多首,传世作品有四千二百首,被誉为一代诗宗。他创造了语言浅近明白、清新自然,富有幽默情趣的“诚斋体”。杨万里的诗歌大多描写自然景物,且以此见长。他也有不少篇章反映民间疾苦、抒发爱国感情的作品。著有《诚斋集》等。
太史公曰:“先人有言:‘自周公卒五百岁而有孔子。孔子卒后至于今五百岁,有能绍明世、正《易传》,继《春秋》、本《诗》、《书》、《礼》、《乐》之际?’”意在斯乎!意在斯乎!小子何敢让焉!
上大夫壶遂曰:“昔孔子何为而作《春秋》哉”?太史公曰:“余闻董生曰:‘周道衰废,孔子为鲁司寇,诸侯害子,大夫雍之。孔子知言之不用,道之不行也,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以为天下仪表,贬天子,退诸侯,讨大夫,以达王事而已矣。’子曰:‘我欲载之空言,不如见之于行事之深切著明也。’夫《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纪,别嫌疑,明是非,定犹豫,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存亡国,继绝世,补弊起废,王道之大者也。《易》著天地、阴阳、四时、五行,故长于变;《礼》经纪人伦,故长于行;《书》记先王之事,故长于政;《诗》记山川、溪谷、禽兽、草木、牝牡、雌雄,故长于风;《乐》乐所以立,故长于和;《春秋》辨是非,故长于治人。是故《礼》以节人,《乐》以发和,《书》以道事,《诗》以达意,《易》以道化,《春秋》以道义。拨乱世反之正,莫近于《春秋》。《春秋》文成数万,其指数千。万物之散聚皆在《春秋》。《春秋》之中,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胜数。察其所以,皆失其本已。故《易》曰‘失之毫厘,差之千里。’故曰‘臣弑君,子弑父,非一旦一夕之故也,其渐久矣’。故有国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前有谗而弗见,后有贼而不知。为人臣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守经事而不知其宜,遭变事而不知其权。为人君父而不通于《春秋》之义者,必蒙首恶之名。为人臣子而不通于《春秋》之义者,必陷篡弑之诛,死罪之名。其实皆以为善,为之不知其义,被之空言而不敢辞。夫不通礼义之旨,至于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夫君不君则犯,臣不臣则诛,父不父则无道,子不子则不孝。此四行者,天下之大过也。以天下之大过予之,则受而弗敢辞。故《春秋》者,礼义之大宗也。夫礼禁未然之前,法施已然之后;法之所为用者易见,而礼之所为禁者难知。”
壶遂曰:“孔子之时,上无明君,下不得任用,故作《春秋》,垂空文以断礼义,当一王之法。今夫子上遇明天子,下得守职,万事既具,咸各序其宜,夫子所论,欲以何明?”
太史公曰:“唯唯,否否,不然。余闻之先人曰:‘伏羲至纯厚,作《易》八卦。尧舜之盛,《尚书》载之,礼乐作焉。汤武之隆,诗人歌之。《春秋》采善贬恶,推三代之德,褒周室,非独刺讥而已也。’汉兴以来,至明天子,获符瑞,封禅,改正朔,易服色,受命于穆清,泽流罔极,海外殊俗,重译款塞,请来献见者不可胜道。臣下百官力诵圣德,犹不能宣尽其意。且士贤能而不用,有国者之耻;主上明圣而德不布闻,有司之过也。且余尝掌其官,废明圣盛德不载,灭功臣世家贤大夫之业不述,堕先人所言,罪莫大焉。余所谓述故事,整齐其世传,非所谓作也,而君比之于《春秋》,谬矣。”
于是论次其文。七年而太史公遭李陵之祸,幽于缧绁。乃喟然而叹曰:“是余之罪也夫。是余之罪也夫!身毁不用矣!”退而深惟曰:“夫《诗》、《书》隐约者,欲遂其志之思也。昔西伯拘羑里,演《周易》;孔子厄陈、蔡,作《春秋》;屈原放逐,著《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而论兵法;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也,故述往事,思来者。”于是卒述陶唐以来,至于麟止,自黄帝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