凡大人之道有三:一曰正蒙难,二曰法授圣,三曰化及民。殷有仁人曰箕子,实具兹道以立于世,故孔子述六经之旨,尤殷勤焉。
当纣之时,大道悖乱,天威之动不能戒,圣人之言无所用。进死以并命,诚仁矣,无益吾祀,故不为。委身以存祀,诚仁矣,与亡吾国,故不忍。具是二道,有行之者矣。是用保其明哲,与之俯仰;晦是谟范,辱于囚奴;昏而无邪,隤而不息;故在易曰“箕子之明夷”,正蒙难也。及天命既改,生人以正,乃出大法,用为圣师。周人得以序彝伦而立大典;故在书曰“以箕子归作《洪范》”,法授圣也。及封朝鲜,推道训俗,惟德无陋,惟人无远,用广殷祀,俾夷为华,化及民也。率是大道,丛于厥躬,天地变化,我得其正,其大人欤?
呜乎!当其周时未至,殷祀未殄,比干已死,微子已去,向使纣恶未稔而自毙,武庚念乱以图存,国无其人,谁与兴理?是固人事之或然者也。然则先生隐忍而为此,其有志于斯乎?
唐某年,作庙汲郡,岁时致祀,嘉先生独列于易象,作是颂云:
蒙难以正,授圣以谟。宗祀用繁,夷民其苏。宪宪大人,显晦不渝。圣人之仁,道合隆污。明哲在躬,不陋为奴。冲让居礼,不盈称孤。高而无危,卑不可逾。非死非去,有怀故都。时诎而伸,卒为世模。易象是列,文王为徒。大明宣昭,崇祀式孚。古阙颂辞,继在后儒。
译文一
凡是有德行的人遵从的道理有三种:第一是纠正人违法作乱。第二是把大道传授于圣人。第三是教化万民。在殷朝时有一位仁人叫箕子,他实实在在地具备了这三道,以大德行立于世上。所以孔子在叙述六经的要旨大意时,尤其殷勤。
在殷纣王之时,大道逆乱,上天的震怒不能引起人们警戒,圣人的言论无所用处。臣下拼死进谏,把己身的生死置之度外,诚然是仁者的作为了,但无益于殷朝的社稷祭祀,所以不这样做;委曲求全,以保存殷朝的祭祀,诚然是仁者的所为了,但是亡国的预兆很明显,所以不忍心去这样做。这两条路,都有人行了。这样的作为,是保其贤明,与世俗人一同俯仰曲伸,隐藏自己的谋略,在奴隶中间受凌辱。虽然卑微不得意,但也不肯乱来;虽然颓废失落,但忠心不熄灭。所以《易》上说:“箕子不敢显露自己的明智。”这就是蒙受苦难而能坚持正道。等到天命已经改变,百姓已经走上正轨,就拿出大法《洪范》以传授圣人,周公旦得依此法序次伦常,后来设立大典章制度。所以《书》说:“箕子归来作《洪范》。”这就是把大道传授圣人。到了周朝封箕子于朝鲜地方,他顺应大道,教育感化俗人,德行无论大小,人群不论亲疏远近,光大殷朝的祭祀,使得夷狄蛮荒变为中华,这是教化万民呢。这些大道聚集于箕子一身;天地之变化,箕子独得其正气,这真是有大道德的人了!
唉!当周朝还没有建立,殷商还没有灭亡的时候,殷商大臣比干已死,微子也已离去。假如殷纣还没有恶贯满盈,竟然自毙,纣王之子武庚忧虑乱世,图谋保存殷朝,此时国中没有贤明之人,谁能辅佐治理呢?这是人事中或者有的吧。但箕子先生隐忍受辱为奴,也许是有志于此么?
唐朝某年,建箕子庙于汲郡,岁岁祭祀,钦佩先生独自列入《易》卦象之中,所以我作了这篇颂词:
“蒙难以正,授圣以谟。宗祀用繁,夷民其苏。宪宪大人,显晦不渝。圣人之仁,道合隆污。明哲在躬,不陋为奴。冲让居礼,不盈称孤。高而无危,卑不可逾。非死非去,有怀故都。时诎而伸,卒为世模。《易》象是列,文王为徒。大明宣昭,崇祀式孚。古阙颂辞,继在后儒。”
译文二
一般说来,伟大人物立身处世的原则有三个方面:一是受危难仍能保持正直的品德;二是将治理天下的法典传授给圣明的君主;三是使人民受到教化。殷朝有位贤人叫箕子,确实具备这三方面的德行而在世上立身行事,因此孔子在概述“六经”的要旨的时候,对他特别重视。
在殷纣王那时候,大道背弃,政治混乱,天威显示不能加以制止,圣人的教诲毫不起作用。牺牲生命以便维护天命国运,确实是一种“仁”德,只是不利于家族的延续,因此箕子不去这样做;委身降顺以便保存自己宗庙的奉祀,确实也是一种“仁”德,只是参与灭亡自己的国家,故而他也不忍心去做。上述这两种办法,已经有这样做的人了。因此他便保持自己清醒的头脑,随顺适应这混乱的世道;隐藏自己的见解和主张,在囚犯奴隶中受屈辱;貌似糊涂却不去做邪恶之事,形同柔弱而却自强不息。故而在《易》中说;“箕子能做到韬晦。”这就是蒙受危难而能保持正直的品德啊。等到天命更改了,人民得到了公正和安定,于是便献出治国的大法,因此成为圣君的老师,使周朝的人们能根据这些法则来调整伦理道德。创立典章制度。故而在《书经》中说:“因召回了箕子而写成了《洪范》。”这便是将治理天下的法则传授给圣明的君主啊。等到被封在朝鲜,推行道义来训化民俗,使德行不再鄙陋,人民不再疏远,以便发展推延殷朝宗绪,使外夷变为华夏,这便是使人民受到教化啊!所有这些崇高的品德,都集中在他的身上,天地变化发展,自己能获得其中的正“道”,难道不是伟大的人吗?
啊!当那周朝的时运尚未到来,殷朝宗庙的香火还没灭绝,比干已经死掉,微子也已离去,假如纣正做恶还不算多而自己死去,武庚能为暴乱而忧虑并力图保存社稷,国中要是没有箕于这样的人,谁和武庚一起使国家复兴并加以治理呢?这也是人事发展的一种可能性啊。这样来看箕子能忍辱含屈到这种地步,莫非正是在这方面有所考虑吗?
唐朝的某一年,在汲郡修建了箕子的庙宇,逢年遇节便祭祀他。我敬慕先生被特别地列为《易经》中的卦“象”,便写了这篇颂:
蒙难以正。授圣以谟。宗祀用繁。夷民其苏。宪宪大人。显晦不渝。圣人之仁。道合隆污。明哲在躬。不陋为奴。冲让居礼。不盈称孤。高而无危。卑不可逾。非死非去。有怀故都。时诎而伸。卒为世模。《易》象是列。文王为徒。大明宣昭。崇祀式孚。古阙颂辞。继在后儒。
注释
①箕子:名胥余,商纣王叔父,因封在箕地,又称箕子。
②谟:谋划。范:法,原则。
③隤(tuí):跌倒。
④明夷:卦名,象征暗君在上、明臣在下,明臣隐藏起自己的智慧。
⑤彝(yí):常规。伦:人伦。
⑥《洪范》:相传为禹时的文献,箕子增订并献给周武王。
⑦殄:灭绝。
⑧向使:如果。未稔:没成熟,没达到顶点。
⑨武庚:名禄父,纣王子。周武王灭商,封武庚以存殷祀。武王死,武庚与管叔蔡叔反叛被杀。
⑩颂文,即从“蒙难以正”至结束“继在后儒”处,《古文观止》未录“颂”。本百度百科版本按足本全录,作品选自《柳宗元集》(中华书局1979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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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箕子碑》全文选自《柳河东集》,碑文部分选自《古文观止》第六卷,是作者为箕子庙写的碑文。
作者在文章开篇鲜明地提出了品德高尚的人立身处世的三个要点,然后逐条用人物的行为来加以阐述:要蒙受苦难、坚守正道;把法典传授给明君;将教化施及人民。即:道德高尚的伟大人物立身处世的三个标准:一、正蒙难:要蒙受苦难,坚守正道。二、法授圣:要把法典传授给明君;三、化及民:将教化施及人民。殷商有仁人叫箕子,立身处世完全符合上述三个标准。
第二段,逐条用人物的行为来加以对照阐述。箕子所处的时代,殷商末年纣王荒淫无道,武王灭商,他带着商的祭器降周,周公灭武庚后,封微子启于宋,保存了商宗族。而箕子劝谏无效,于是佯装疯癫,结果被囚禁起来。所以《易经》卦象说:“箕子之明夷。”“明入地中”,象征明臣在下,暗主在上,明臣不敢发挥自己的才能。这就是“正蒙难”。箕子和比干、微子并称为“商末三仁”,但他采取的是他认为最可取的方式。
第三段,作者认为箕子在比干已死,微子已去时,采取了装疯卖傻的隐忍方式,是一种明智之举。如柳宗元在碑文的结尾说到箕子隐忍图存,指出了箕子的本意,表示了对箕子的崇敬之情。文章高度赞颂了箕子既忠贞又富有智慧,忍辱负重,辅助圣王建立国家典章制度,推崇教化治理人民的重大业绩。结尾说到隐忍图存,指出了箕子的本意,表示了对箕子的崇敬心情。
该文反映了作者当时的政治处境和心情概况。
参考资料:
参考资料:
柳宗元(773年-819年),字子厚,唐代河东(今山西运城)人,杰出诗人、哲学家、儒学家乃至成就卓著的政治家,唐宋八大家之一。著名作品有《永州八记》等六百多篇文章,经后人辑为三十卷,名为《柳河东集》。因为他是河东人,人称柳河东,又因终于柳州刺史任上,又称柳柳州。柳宗元出身河东柳氏,与刘禹锡并称“刘柳”,与韩愈并称为“韩柳”,与王维、孟浩然、韦应物并称“王孟韦柳”。柳宗元一生留诗文作品达600余篇,其文的成就大于诗。骈文有近百篇,散文论说性强,笔锋犀利,讽刺辛辣。
苏子得废园于东坡之胁,筑而垣之,作堂焉,号其正曰“雪堂”。堂以大雪中为,因绘雪于四壁之间,无容隙也。起居偃仰,环顾睥睨,无非雪者,苏子居之,真得其所居者也。苏子隐几而昼瞑,栩栩然若有所适,而方兴也,未觉,为物触而寤。其适未厌也,若有失焉,以掌抵目,以足就履,曳于堂下。
客有至而问者,曰:“子世之散人耶?拘人耶?散人也而未能,拘人也而嗜欲深。今似系马止也,有得乎?而有失乎?”
苏子心若省而口未尝言,徐思其应,揖而进之堂上。
客曰:“嘻,是矣!子之欲为散人而未得者也。予今告子以散人之道:夫禹之行水,庖丁之提刀,避众碍而散其智者也。是故以至柔驰至刚,故石有时以泐;以至刚遇至柔,故未尝见全牛也。予能散也,物固不能缚;不能散也,物固不能释。子有惠矣,用之于内可也,今也如猬之在囊,而时动其脊胁,见于外者不特一毛二毛而已。风不可搏,影不可捕,童子知之。名之于人,犹风之与影也,子独留之。故愚者视而惊,智者起而轧。吾固怪子为今日之晚也,子之遇我,幸矣!吾今邀子为籓外之游,可乎?”
苏子曰:“予之于此,自以为籓外久矣,子又将安之乎?”
客曰:“甚矣,子之难晓也!夫势利不足以为籓也,名誉不足以为籓也,阴阳不足以为籓也,人道不足以为籓也,所以籓子者,特智也尔。智存诸内,发而为言,则言有谓也,形而为行,则行有谓也。使子欲嘿不欲嘿,欲息不欲息,如醉者之恚言,如狂者之妄行,虽掩其口,执其臂,犹且喑呜跼蹙之不已。则籓之于人,抑又固矣。人之为患以有身,身之为患以有心。是圃之构堂,将以佚子之身也,是堂之绘雪,将以佚子之心也。身待堂而安,则形固不能释,心以雪而警,则神固不能凝。子之知既焚而烬矣,烬又复然,则是堂之作也,非徒无益,而又重子蔽蒙也。子见雪之白乎?则恍然而目眩。子见雪之寒乎?则竦然而毛起。五官之为害,惟目为甚,故圣人不为。雪乎雪乎,吾见子知为目也,子其殆矣!”
客又举杖而指诸壁,曰:“此凹也,此凸也。方雪之杂下也,均矣,厉风过焉,则凹者留而凸者散。天岂私于凹凸哉?势使然也。势之所在,天且不能违,而况于人乎!子之居此,虽远人也,而圃有是堂,堂有是名,实碍人耳,不犹雪之在凹者乎?”
苏子曰:“予之所为,适然而已,岂有心哉?殆也,奈何?”
客曰:“子之适然也?适有雨,则将绘以雨乎?适有风,则将绘以风乎?雨不可绘也,观云气之汹涌,则使子有怒心;风不可绘也,见草木之披靡,则使子有惧意。覩是雪也,子之内亦不能无动矣。苟有动焉,丹青之有靡丽,水雪之有水石,一也。德有心,心有眼,物之所袭,岂有异哉!”
苏子曰:“子之所言是也,敢不闻命?然未尽也,予不能默,此正如与人讼者,其理虽已屈,犹未能绝辞者也。子以为登春台与入雪堂,有以异乎?以雪观春,则雪为静,以台观堂,则堂为静。静则得,动则失。黄帝,古之神也,游乎赤水之北,登乎昆仑之邱,南望而还,遗其玄珠焉。游以适意也,望以寓情也,意适于游,情寓于望,则意畅情出而忘其本矣,虽有良贵,岂得而宝哉?是以不免有遗珠之失也。虽然,意不久留,情不再至,必复其初而已矣,是又惊其遗而索之也。余之此堂,追其远者近之,收其近者内之,求之眉睫之间,是有八荒之趣。人而有知也,升是堂者,将见其不遡而僾,不寒而栗,凄凛其肌肤,洗涤其烦郁,既无炙手之讥,又免饮冰之疾。彼其趦趄利害之途,猖狂忧患之域者,何异探汤执热之俟濯乎?子之所言者,上也;余之所言者,下也。我将能为子之所为,而子不能为我之为矣。譬之厌膏粱者与之糟糠,则必有忿词;衣文绣者被之以皮弁,则必有愧色。子之于道,膏粱文绣之谓也,得其上者耳。我以子为师,子以我为资,犹人之于衣食,缺一不可。将其与子游,今日之事姑置之以待后论,予且为子作歌以道之。”
歌曰:
雪堂之前后兮春草齐,雪堂之左右兮斜径微。雪堂之上兮有硕人之颀颀,考槃于此兮芒鞋而葛衣。挹清泉兮,抱瓮而忘其机;负顷筐兮,行歌而采薇。吾不知五十九年之非而今日之是,又不知五十九年之是而今日之非,吾不知天地之大也寒暑之变,悟昔日之癯而今日之肥。感子之言兮,始也抑吾之纵而鞭吾之口,终也释吾之缚而脱吾之鞿。是堂之作也,吾非取雪之势,而取雪之意;吾非逃世之事,而逃世之机。吾不知雪之为可观赏,吾不知世之为可依违。性之便,意之适,不在于他,在于羣息已动,大明既升,吾方辗转一观晓隙之尘飞。子不弃兮,我其子归!
客忻然而笑,唯然而出,苏子随之。客顾而颔之曰:“有若人哉!”
赵昌父七月望日用东坡韵叙太白、东坡事见寄,过相褒借,且有秋水之约。八月十四日,余卧病博山寺中,因用韵为谢,兼寄吴子似。
我志在寥阔,畴昔梦登天。摩挲素月,人世俯仰已千年。有客骖鸾并凤,云遇青山赤壁,相约上高寒。酌酒援北斗,我亦虱其间。
少歌曰:神甚放,形如眠。鸿鹄一再高举,天地睹方圆。欲重歌兮梦觉,推枕惘然独念,人事底亏全?有美人可语,秋水隔婵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