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文
从燕子口中夺泥,从针头上削铁屑,从贴着金子的菩萨脸上细细刮金:在没有中找有。从鹌鹑的喉囊里找豌豆,从鹭鸶的腿上劈些精肉,从蚊子的肚子里刳脂油。真亏得你老先生能下得去手。
注释
正宫:宫调名。正宫是元曲常用的宫调,十二宫调之一。醉太平:曲牌名。小令兼用。又名“凌波曲”,入“正宫”,亦入“仙吕”“中吕”。首二句须对仗,五、六、七句鼎足对。
夺泥燕口:从燕子口里夺泥。
削铁针头:从针头上削铁。
刮金佛面:从佛像面上刮金。
鹌(ān)鹑(chún):鸟名,头尾短,状如小鸡。也叫“鹑”。嗉(sù):鸟类食囊。
鹭(lù)鸶(sī):水鸟名,腿长而细瘦,栖沼泽中,捕食鱼类。又称白鹭。劈:用刀刮。精肉:瘦肉。
刳(kū):剖、挖、刮。
老先生:本称极尊者,这里用来讽刺官僚、地主。
参考资料:
这首小令运用了极度夸张的手法和一系列的巧妙比喻,淋漓尽致地嘲讽了世上那些贪婪成性的猥琐人物。
起首三句,在三个分述和一个总括中,无一字言“贪”,而贪者形象自然跃然纸上。“夺泥燕口”:春天燕子筑巢的时候,是靠着小小的嘴一口一口地衔来泥巴、树枝、羽毛等,一点一点地堆垛起来。一口泥,大约只有人的小指头蛋大小。一只巢,也不知道需要燕子风里雨里飞多少个来回才能筑好。可是这个人却丝毫不怜恤这小小生灵生存的艰辛,不嫌弃它们口里那一点点泥的微不足道,硬是从它们口里夺下一口口泥来!“削铁针头”:其实别说针尖,就是一棵针掉在地上,人们也得摸索半天才能找到。可是这个人硬是能从针头上削下一块铁来拿走!“刮金佛面细搜求”:佛教寺庙里的佛像大多是泥塑或铜雕,表面局部或全身镀金。佛既是彻底悟道者,又是能救济诸难普度众生,是佛教中的膜拜对象。然而,在这个人眼里,佛像完全没有了这种神圣的意义,其所有的价值只在于佛面上那一层薄薄的镀金。他可以全然不顾对佛的冒犯与亵渎,只专心于用刀小心地刮下佛面薄薄的金层。
接下来“无中觅有”一句是对前三句的总括:“无”是一般人眼中的无,“有”是这个人寻觅到的有。他总能在别人都不会注意到的地方找到“可揩之油”“可拔之毛”,让人无法不佩服其眼光的精到敏锐。
五六七句用三个逐步深入的意象,继续挖掘贪者之心:对一切可以捞一把的事物,从不轻易放过。鹌鹑吞到嗉里的豌豆,他要掏出;鹭鸶细长腿上,他要劈下精肉;蚊子小肚内,他要刮出脂油。这一系列艺术的夸张和形象的比喻,鲜明地突出了“贪小利者”的本质。
结句精警,抨击有力。所谓“老先生”者,实指元代的各级官吏,本称极尊者。这里却有的尽是讽刺,反话正说,干净利索却又幽默有力,极富戏剧性。让人惊讶到目瞪口呆,无话可说。
整首小令,显言直说,明白如话,却又潜藏着精心的艺术加工,巧妙运用了夸张和博喻手法,是一首以俗为雅,俗而有趣的俳谑曲中的上乘之作。作者将常人看来根本不可能的六种事物罗列在一起,造成一种奇妙的讽刺效果。正因作者是板起面孔、正经八百地将这些事物罗列在一起,所以才具有了不攻自破的荒唐特点;但动词“夺”“削”“寻”“劈”“刳”的选择、运用和六种比喻排列的工整,以及口语的通俗得体,又显出作者造的苦心经营。遣词造句是经过精心挑选、安排的,然而它给人的整体感却是平白浅近的。它更像一首民谣,于嬉笑怒骂间对当时贪婪无度、黩货病民的贪官污吏、为富不仁者进行了深刻而尖锐的揭露和抨击,生动形象,入木三分,讽刺效果非常强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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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史公曰:“先人有言:‘自周公卒五百岁而有孔子。孔子卒后至于今五百岁,有能绍明世、正《易传》,继《春秋》、本《诗》、《书》、《礼》、《乐》之际?’”意在斯乎!意在斯乎!小子何敢让焉!
上大夫壶遂曰:“昔孔子何为而作《春秋》哉”?太史公曰:“余闻董生曰:‘周道衰废,孔子为鲁司寇,诸侯害子,大夫雍之。孔子知言之不用,道之不行也,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以为天下仪表,贬天子,退诸侯,讨大夫,以达王事而已矣。’子曰:‘我欲载之空言,不如见之于行事之深切著明也。’夫《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纪,别嫌疑,明是非,定犹豫,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存亡国,继绝世,补弊起废,王道之大者也。《易》著天地、阴阳、四时、五行,故长于变;《礼》经纪人伦,故长于行;《书》记先王之事,故长于政;《诗》记山川、溪谷、禽兽、草木、牝牡、雌雄,故长于风;《乐》乐所以立,故长于和;《春秋》辨是非,故长于治人。是故《礼》以节人,《乐》以发和,《书》以道事,《诗》以达意,《易》以道化,《春秋》以道义。拨乱世反之正,莫近于《春秋》。《春秋》文成数万,其指数千。万物之散聚皆在《春秋》。《春秋》之中,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胜数。察其所以,皆失其本已。故《易》曰‘失之毫厘,差之千里。’故曰‘臣弑君,子弑父,非一旦一夕之故也,其渐久矣’。故有国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前有谗而弗见,后有贼而不知。为人臣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守经事而不知其宜,遭变事而不知其权。为人君父而不通于《春秋》之义者,必蒙首恶之名。为人臣子而不通于《春秋》之义者,必陷篡弑之诛,死罪之名。其实皆以为善,为之不知其义,被之空言而不敢辞。夫不通礼义之旨,至于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夫君不君则犯,臣不臣则诛,父不父则无道,子不子则不孝。此四行者,天下之大过也。以天下之大过予之,则受而弗敢辞。故《春秋》者,礼义之大宗也。夫礼禁未然之前,法施已然之后;法之所为用者易见,而礼之所为禁者难知。”
壶遂曰:“孔子之时,上无明君,下不得任用,故作《春秋》,垂空文以断礼义,当一王之法。今夫子上遇明天子,下得守职,万事既具,咸各序其宜,夫子所论,欲以何明?”
太史公曰:“唯唯,否否,不然。余闻之先人曰:‘伏羲至纯厚,作《易》八卦。尧舜之盛,《尚书》载之,礼乐作焉。汤武之隆,诗人歌之。《春秋》采善贬恶,推三代之德,褒周室,非独刺讥而已也。’汉兴以来,至明天子,获符瑞,封禅,改正朔,易服色,受命于穆清,泽流罔极,海外殊俗,重译款塞,请来献见者不可胜道。臣下百官力诵圣德,犹不能宣尽其意。且士贤能而不用,有国者之耻;主上明圣而德不布闻,有司之过也。且余尝掌其官,废明圣盛德不载,灭功臣世家贤大夫之业不述,堕先人所言,罪莫大焉。余所谓述故事,整齐其世传,非所谓作也,而君比之于《春秋》,谬矣。”
于是论次其文。七年而太史公遭李陵之祸,幽于缧绁。乃喟然而叹曰:“是余之罪也夫。是余之罪也夫!身毁不用矣!”退而深惟曰:“夫《诗》、《书》隐约者,欲遂其志之思也。昔西伯拘羑里,演《周易》;孔子厄陈、蔡,作《春秋》;屈原放逐,著《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而论兵法;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也,故述往事,思来者。”于是卒述陶唐以来,至于麟止,自黄帝始。
韩子曰:“儒以文乱法,而侠以武犯禁。”二者皆讥,而学士多称于世云。至如以术取宰相、卿、大夫,辅翼其世主,功名俱著于《春秋》,固无可言者。及若季次、原宪,闾巷人也,读书怀独行君子之德,义不苟合当世,当世亦笑之。故季次、原宪,终身空室蓬户,褐衣疏食不厌。死而已四百余年,而弟子志之不倦。今游侠,其行虽不轨于正义,然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诺必诚,不爱其躯,赴士之厄困,既已存亡死生矣,而不矜其能。羞伐其德。盖亦有足多者焉。
且缓急,人之所时有也。太史公曰:昔者虞舜窘于井廪,伊尹负于鼎俎,傅说匿于傅险,吕尚困于棘津,夷吾桎梏,百里饭牛,仲尼畏匡,菜色陈、蔡。此皆学士所谓有道仁人也,犹然遭此灾,况以中材而涉乱世之末流乎?其遇害何可胜道哉!鄙人有言曰:“何知仁义,已享其利者为有德。”故伯夷丑周,饿死首阳山,而文、武不以其故贬王;跖跻暴戾,其徒诵义无穷。由此观之,“窃钩者诛,窃国者侯;侯之门,仁义存。”非虚言也。今拘学或抱咫尺之义,久孤于世,岂若卑论侪俗,与世浮沉而取荣名哉!而布衣之徒,设取予然诺,千里诵义,为死不顾世。此亦有所长,非苟而已也。故士穷窘而得委命,此岂非人之所谓贤豪间者邪?诚使乡曲之侠,予季次、原宪比权量力,效功于当世,不同日而论矣。要以功见言信,侠客之义,又曷可少哉!
古布衣之侠,靡得而闻已。近世延陵、孟尝、春申、平原、信陵之徒,皆因王者亲属,藉于有土卿相之富厚,招天下贤者,显名诸侯,不可谓不贤者矣。比如顺风而呼,声非加疾,其势激也。至如闾巷之侠,修行砥名,声施于天下,莫不称贤,是为难耳!然儒、墨皆排摈不载。自秦以前,匹夫之侠,湮灭不见,余甚恨之。以余所闻,汉兴,有朱家、田仲、王公、剧孟、郭解之徒,虽时扞当世之文罔,然其私义,廉洁退让,有足称者。名不虚立,士不虚附。至如朋党宗强比周,设财役贫,豪暴侵凌孤弱,恣欲自快,游侠亦丑之。余悲世俗不察其意,而猥以朱家、郭解等,令与豪暴之徒同类而共笑之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