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文
在这荒野僻静之地陪伴我这无所事事的闲人的是谁呢?是那疏影横斜的梅花以及梅花枝头团团的明月呀!我也似陶渊明般喜爱我的茅庐,李白啊,不必再为蜀道艰难、人世险恶而叹息。
山林寂静,沟壑幽深,水淡云远。隐居多年,再也没有回京城做官的梦想。五更时分门外风疾霜寒,但那高高的青松从不畏惧这严寒,始终挺拔的立于这天地间。
注释
陶潜:陶渊明。
林壑:指树林和山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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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篇作者段成己 初仕于金,入元后遁迹龙门山中,不事新朝,其节为士林推重。此词歌咏遗民的隐居生活,表现了词人傲世独立的精神气质。
“谁伴闲人闲处闲”,发端先设一问,三“闲”字叠用,既写出词人身闲、地闲、心闲的隐居生活,又造成悬念,引出下文,一箭双雕,起得工稳而有深意。身在江湖,故称闲人。居于荒隅,故曰闲处。守节自持,不问新朝政治,故云心闲。三“闲”字包括以上诸多内容,可见匠心。“梅花枝上月团团”,回答首句所问:是那疏影横斜的梅花以及梅花枝头团团的明月伴着词人。这月和梅是词人生活的伴侣,无论是仕于国破之前,还是隐于亡国之后,它们始终跟随着词人。当词人于晚年回首往事,感叹故都繁华消歇时,作词亦称“唯有当时好月,照人依旧梅梢”(《木兰花慢·元宵感旧》),认为只有月和梅才是自己患难与共的知音。“陶潜自爱吾庐好,李白休歌蜀道难”,奉昔代之“闲人”陶潜为楷模,引为同调。陶潜不为五斗米折腰,李白不愿摧眉折腰事权贵,这都为词人所仰慕。他要走陶潜的路,同时深情地呼唤:李白啊,不必为蜀道艰难,人世险恶而太息,归来吧,山中可以久居。自己在故国倾覆后的政治态度和生活态度,巧借两位古人,明确表现出来。
“林壑静,水云宽”,承上片歌咏“闲处”之山林。山林寂静,沟壑幽深,水淡云远,在此可以登高舒啸,临流赋诗、寄傲山水、委心白云,忘却一切政治烦恼,故继曰“十年无梦到长安”。词人别首《临江仙亦有》亦有“十载龙门山下路,梦魂不到京华”之句,意思相同。世乱国亡,报效无路,不隐何以面对故国父老?古代文人最重气节,欲不依附新朝,除去啸傲江湖,别无良方。“无梦到长安”看似超脱,骨子是城却极为沉痛。尽管词人隐居龙门已经十载,但他仍然感受到元蒙新朝政治风雨的威胁,“五更门外霜风恶”正是这种心情的曲折反映。他自勉要在这艰难时世中生活下去,“千尺青松傲岁寒”是他生活的宣言。在别首《满江红》词中,他也宣称“岁寒还与松同洁”。可见最后两句并非为写景而写景,物中有人,“青松”盖以自譬,推出的是岁寒然后知松柏后调的主题。
为了突出主题,本词在构造意境时,选取了两类意象。一类是自然意象,其中有迎风斗雪的寒梅、傲霜独立的青松、清冷幽洁的明月、宁静幽深的山林丘壑、清新淡远的流水闲云。另一类是人事意象,有吾爱吾庐的隐士陶潜,有愤世嫉俗的诗人李白。这两类意象的和谐结合,造成了本词的独特意境,即在宁静冲淡而又暗藏险恶的景象中,蕴含着词人遗世独立,挺拔傲世的精神。
参考资料:
段成己,字诚之,号菊轩。段克己弟。稷山人(今属山西)。与兄克己以文章擅名,赵秉文成为“二妙”。金正大年间中进士。金亡后与兄避地龙门山中。元世祖召其为平阳府儒学提举,坚不赴任,闭门读书。与兄段克己所作诗合刊为《二妙集》,词有《菊轩乐府》一卷。
太史公曰:“先人有言:‘自周公卒五百岁而有孔子。孔子卒后至于今五百岁,有能绍明世、正《易传》,继《春秋》、本《诗》、《书》、《礼》、《乐》之际?’”意在斯乎!意在斯乎!小子何敢让焉!
上大夫壶遂曰:“昔孔子何为而作《春秋》哉”?太史公曰:“余闻董生曰:‘周道衰废,孔子为鲁司寇,诸侯害子,大夫雍之。孔子知言之不用,道之不行也,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以为天下仪表,贬天子,退诸侯,讨大夫,以达王事而已矣。’子曰:‘我欲载之空言,不如见之于行事之深切著明也。’夫《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纪,别嫌疑,明是非,定犹豫,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存亡国,继绝世,补弊起废,王道之大者也。《易》著天地、阴阳、四时、五行,故长于变;《礼》经纪人伦,故长于行;《书》记先王之事,故长于政;《诗》记山川、溪谷、禽兽、草木、牝牡、雌雄,故长于风;《乐》乐所以立,故长于和;《春秋》辨是非,故长于治人。是故《礼》以节人,《乐》以发和,《书》以道事,《诗》以达意,《易》以道化,《春秋》以道义。拨乱世反之正,莫近于《春秋》。《春秋》文成数万,其指数千。万物之散聚皆在《春秋》。《春秋》之中,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胜数。察其所以,皆失其本已。故《易》曰‘失之毫厘,差之千里。’故曰‘臣弑君,子弑父,非一旦一夕之故也,其渐久矣’。故有国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前有谗而弗见,后有贼而不知。为人臣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守经事而不知其宜,遭变事而不知其权。为人君父而不通于《春秋》之义者,必蒙首恶之名。为人臣子而不通于《春秋》之义者,必陷篡弑之诛,死罪之名。其实皆以为善,为之不知其义,被之空言而不敢辞。夫不通礼义之旨,至于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夫君不君则犯,臣不臣则诛,父不父则无道,子不子则不孝。此四行者,天下之大过也。以天下之大过予之,则受而弗敢辞。故《春秋》者,礼义之大宗也。夫礼禁未然之前,法施已然之后;法之所为用者易见,而礼之所为禁者难知。”
壶遂曰:“孔子之时,上无明君,下不得任用,故作《春秋》,垂空文以断礼义,当一王之法。今夫子上遇明天子,下得守职,万事既具,咸各序其宜,夫子所论,欲以何明?”
太史公曰:“唯唯,否否,不然。余闻之先人曰:‘伏羲至纯厚,作《易》八卦。尧舜之盛,《尚书》载之,礼乐作焉。汤武之隆,诗人歌之。《春秋》采善贬恶,推三代之德,褒周室,非独刺讥而已也。’汉兴以来,至明天子,获符瑞,封禅,改正朔,易服色,受命于穆清,泽流罔极,海外殊俗,重译款塞,请来献见者不可胜道。臣下百官力诵圣德,犹不能宣尽其意。且士贤能而不用,有国者之耻;主上明圣而德不布闻,有司之过也。且余尝掌其官,废明圣盛德不载,灭功臣世家贤大夫之业不述,堕先人所言,罪莫大焉。余所谓述故事,整齐其世传,非所谓作也,而君比之于《春秋》,谬矣。”
于是论次其文。七年而太史公遭李陵之祸,幽于缧绁。乃喟然而叹曰:“是余之罪也夫。是余之罪也夫!身毁不用矣!”退而深惟曰:“夫《诗》、《书》隐约者,欲遂其志之思也。昔西伯拘羑里,演《周易》;孔子厄陈、蔡,作《春秋》;屈原放逐,著《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而论兵法;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也,故述往事,思来者。”于是卒述陶唐以来,至于麟止,自黄帝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