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文
多么仰慕当年的范蠡,他的志向本就在青山绿水、烟雾云霞之中,吴亡越兴,功成名就时隐姓埋名,寄身于太湖的烟波浩渺之中。纵情山水,寄兴风月。云水中驾一叶扁舟,把酒吟诵,其乐融融。此时此刻,才知道自由的可贵,身心两忘是多么的难得。
与繁花似锦的小岛为邻,和自由飞翔的鸥鸟做伴,多年不见那追逐利禄的豪商巨宦,早已进入了物我两忘的境界,怎不暗自庆选择了这飘飘欲仙的隐居生活。
注释
烟霞:云气,多泛指山林、山水,这里指归隐之所。唐·李群玉《送人隐居》诗:“平生自有烟霞志。久欲抛身狎隐沦。”
隐沦:隐姓埋名。沦之意为“没”。唐·祖咏《清明宴司勋刘郎中别业》诗:“何必桃源里.深居作隐沦。”
“功成”句:用越王勾践灭吴后,大夫范蠡功成身退、隐迹五湖的故事。五湖:太湖。
一叶:形容船小如树叶。
鸥作侣:与鸥为伴,这里指栖身世外、忘怀得失的隐居生活。《列子·黄帝》载,有人爱好鸥鸟,不存机心,鸥鸟亦乐于亲近。
深处:深居简出。
经年:年复一年。
市朝:偏义复词,指朝堂。市,交易买卖的场所。朝,官府治事的处所。后以市朝多指争名夺利的场所。
希夷:无声为希、无色为夷,犹言虚寂玄妙。《老子》:“视之不见名目夷,昕之不闻名日希。”河上公注:“无色日夷,无声日希。”萧统《谢敕参解讲启》:“至理希夷.微言渊奥,非所能镄仰。”柳宗元《愚溪诗序》:“超鸿蒙,混希夷,寂寥而莫我知也。”
微妙旨:精微玄妙的义旨。
潜喜:心中暗喜,发自衷心的喜悦。
荷衣蕙带:荷叶制成的衣服,香革制成的带子。代称隐士衣服。屈原《九歌·少司命》:“荷衣兮蕙带,倏而来兮忽而逝。”
绝:摆脱,不沾染。
纤尘:微尘,这里指俗世。
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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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珣也曾写过一些隐逸之词,如《渔父》、《渔歌子》等。这首《定风波》是借范蠡事以明己志。范蠡亡吴霸越之后,功成身退,乘一叶扁舟泛游于五湖之上,啸傲风月于山水之间,过着隐逸生活。作者对他深怀仰慕之情,认为其人高洁无上。词的开头即点明他志在烟霞,仰慕隐沦,赞颂范蠡,也是表达自己的心愿。次句是说范蠡功成身退,泛游五湖,饱赏湖上春光。接句续写退隐之乐,一叶扁舟,徜徉湖上,舟中饮酒吟诗,其乐融融。“云水”二字概括了大自然的无限美好,令人陶醉。这时便深切地意识到无官一身轻的愉悦。这反映了作者对世俗的厌倦。
下片继续写隐逸之乐。与“花岛”为邻,鸥鸟为伴,隐居于奇山异水的幽深之处,生活是何等的安闲恬适。在这里长年看不见追名逐利的流俗之辈。可以说这里已经进入了老子所说的“希夷”的微妙境界了。果真能得到老子所说的微妙之道,心中怎能不暗暗自喜。结句“荷衣蕙带绝纤尘”,又用神的服饰,比喻隐者的高洁和一尘不染,大有飘飘欲仙的况味。
全词表现仰慕隐沦,申明作者抱有与范蠡同带的烟霞之志。范蠡归隐是在功成之后,见越王勾践为人可与共患难,不可与之同安乐,便毅然退隐。而李珣“以秀才豫受宾贡,事蜀主衍”,未能立功,即遭亡国之痛。两人同是退隐,却心境不一。此词纯用白描,直抒胸臆,与作者所写的风土词不一样,在“花间”词里也属罕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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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珣(855-930),五代词人。字德润,其祖先为波斯人。居家梓州(四川省三台)。生卒年均不详,约唐昭宗乾宁中前后在世。少有时名,所吟诗句,往往动人。妹舜弦为王衍昭仪,他尝以秀才预宾贡。又通医理,兼卖香药,可见他还不脱波斯人本色。蜀亡,遂亦不仕他姓。珣著有琼瑶集,已佚,今存词五十四首,(见《唐五代词》)多感慨之音。)
太史公曰:“先人有言:‘自周公卒五百岁而有孔子。孔子卒后至于今五百岁,有能绍明世、正《易传》,继《春秋》、本《诗》、《书》、《礼》、《乐》之际?’”意在斯乎!意在斯乎!小子何敢让焉!
上大夫壶遂曰:“昔孔子何为而作《春秋》哉”?太史公曰:“余闻董生曰:‘周道衰废,孔子为鲁司寇,诸侯害子,大夫雍之。孔子知言之不用,道之不行也,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以为天下仪表,贬天子,退诸侯,讨大夫,以达王事而已矣。’子曰:‘我欲载之空言,不如见之于行事之深切著明也。’夫《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纪,别嫌疑,明是非,定犹豫,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存亡国,继绝世,补弊起废,王道之大者也。《易》著天地、阴阳、四时、五行,故长于变;《礼》经纪人伦,故长于行;《书》记先王之事,故长于政;《诗》记山川、溪谷、禽兽、草木、牝牡、雌雄,故长于风;《乐》乐所以立,故长于和;《春秋》辨是非,故长于治人。是故《礼》以节人,《乐》以发和,《书》以道事,《诗》以达意,《易》以道化,《春秋》以道义。拨乱世反之正,莫近于《春秋》。《春秋》文成数万,其指数千。万物之散聚皆在《春秋》。《春秋》之中,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胜数。察其所以,皆失其本已。故《易》曰‘失之毫厘,差之千里。’故曰‘臣弑君,子弑父,非一旦一夕之故也,其渐久矣’。故有国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前有谗而弗见,后有贼而不知。为人臣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守经事而不知其宜,遭变事而不知其权。为人君父而不通于《春秋》之义者,必蒙首恶之名。为人臣子而不通于《春秋》之义者,必陷篡弑之诛,死罪之名。其实皆以为善,为之不知其义,被之空言而不敢辞。夫不通礼义之旨,至于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夫君不君则犯,臣不臣则诛,父不父则无道,子不子则不孝。此四行者,天下之大过也。以天下之大过予之,则受而弗敢辞。故《春秋》者,礼义之大宗也。夫礼禁未然之前,法施已然之后;法之所为用者易见,而礼之所为禁者难知。”
壶遂曰:“孔子之时,上无明君,下不得任用,故作《春秋》,垂空文以断礼义,当一王之法。今夫子上遇明天子,下得守职,万事既具,咸各序其宜,夫子所论,欲以何明?”
太史公曰:“唯唯,否否,不然。余闻之先人曰:‘伏羲至纯厚,作《易》八卦。尧舜之盛,《尚书》载之,礼乐作焉。汤武之隆,诗人歌之。《春秋》采善贬恶,推三代之德,褒周室,非独刺讥而已也。’汉兴以来,至明天子,获符瑞,封禅,改正朔,易服色,受命于穆清,泽流罔极,海外殊俗,重译款塞,请来献见者不可胜道。臣下百官力诵圣德,犹不能宣尽其意。且士贤能而不用,有国者之耻;主上明圣而德不布闻,有司之过也。且余尝掌其官,废明圣盛德不载,灭功臣世家贤大夫之业不述,堕先人所言,罪莫大焉。余所谓述故事,整齐其世传,非所谓作也,而君比之于《春秋》,谬矣。”
于是论次其文。七年而太史公遭李陵之祸,幽于缧绁。乃喟然而叹曰:“是余之罪也夫。是余之罪也夫!身毁不用矣!”退而深惟曰:“夫《诗》、《书》隐约者,欲遂其志之思也。昔西伯拘羑里,演《周易》;孔子厄陈、蔡,作《春秋》;屈原放逐,著《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而论兵法;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也,故述往事,思来者。”于是卒述陶唐以来,至于麟止,自黄帝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