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自岳阳至者,以滕侯之书、洞庭之图来告曰:“愿有所记。”予发书按图,自岳阳门西距金鸡之右,其外隐然隆高以长者,曰偃虹堤。问其作而名者,曰:“吾滕侯之所为也。”问其所以作之利害,曰:“洞庭天下之至险,而岳阳,荆、潭、黔、蜀四会之冲也。昔舟之往来湖中者,至无所寓,则皆泊南津,其有事于州者远且劳,而又常有风波之恐,覆溺之虞。今舟之至者皆泊堤下,有事于州者,近而且无患。”问其大小之制,用人之力,曰:“长一千尺,高三十尺,厚加二尺,而杀其上得厚三分之二,用民力万有五千五百工,而不逾时以成。”问其始作之谋,曰:“州以事上转运使,转运使择其吏之能者行视可否,凡三反复,而又上于朝廷,决之三司,然后曰可,而皆不能易吾侯之议也。”曰:“此君子之作也,可以书矣。”
盖虑于民也深,则其谋始也精,故能用力少而为功多。夫以百步之堤,御天下至险不测之虞,惠其民而及于荆、潭、黔、蜀,凡往来湖中,无远迩之人皆蒙其利焉。且岳阳四会之冲,舟之来而止者,日凡有几!使堤土石幸久不朽,则滕侯之惠利于人物,可以数计哉?夫事不患于不成,而患于易坏。盖作者未始不欲其久存,而继者常至于殆废。自古贤智之士,为其民捍患兴利,其遗迹往往而在。使其继者皆如始作之心,则民到于今受其赐,天下岂有遗利乎?此滕侯之所以虑,而欲有纪于后也。
滕侯志大材高,名闻当世。方朝廷用兵急人之时,尝显用之。而功未及就,退守一州,无所用心,略施其余,以利及物。夫虑熟谋审,力不劳而功倍,作事可以为后法,一宜书。不苟一时之誉,思为利于无穷,而告来者不以废,二宜书。岳之民人与湖中之往来者,皆欲为滕侯纪,三宜书。以三宜书不可以不书,乃为之书。
庆历六年某月某日记。
译文
有位从岳州到滁州来的人,带着滕侯的书信、洞庭湖的全图对我说道:“希望能为滕侯所建的新堤写一篇记文。”我打开书信和地图,见从岳阳门到金鸡堤的右方,有一道隆起的标记,又高又长,名叫偃虹堤。我问来人此堤是何人所修,客人回答说:“是我岳州郡守滕大人修建的。”我又问修建这道堤坝能带来何种利益,客人回答说:“洞庭湖乃是天下最险要的去处之一,而岳州又当湖北、湖南、夔州、成都四路的要冲。以往在湖中来往的船舶,进到湖中却无处停泊,故而都只能停靠在南岸津渡,那些需要到岳州办事的人,到州衙十分遥远,往来也很辛苦,又经常遇到狂风巨浪的袭击,有颠覆沉没的危险。如今到岳州的船只都可以停靠在偃虹堤下,需要到州衙办事的,既便捷又没有危险。”我继续询问此堤的大小规模、用了多少劳力,客人答道:“堤长一千尺,高三十尺,厚度是自上而下增加二尺,堤的最上部厚度相当于底部的三分之二,总共用了一万五千五百个劳力,没用一季就建成了。”我又问此堤修建之前是如何谋划的,客人回答说:“州里把这个计划上报给转运司,转运使选择有能力的官吏视察该计划是否可行,反复了数次,最终上报朝廷,由三司来最后决定,三司审议后认为可行,这些上级部门一概没有改变我们滕侯的方案。”客人说完催促我道:“这是有德之人的举动,完全值得为此写一篇记文。”
大凡考虑百姓利益比较深入的人,在谋划某些事情时都是十分精审的,所以能做到用工少而取得的功效却很大。就是这道百步之长的堤坝,却可以抵御天下最险恶的风波和无法预料的凶险,惠及了当地百姓,同时也方便了湖北、湖南、夔州、成都广大地区出行之人,只要是往来于湖中的人,不论远近,都会享受到这道堤坝带来的便利。而岳阳又是四路往来的要冲,每天往来船只需要在此地停泊的,不知道要有多少艘呢!如果堤坝的土石有幸长久不坏,那么滕太守惠及的人事,还能用数字来计算吗?事情不怕做不成,只怕时间久了容易损坏。建筑者最初并不是不想让它长久坚牢,然而后来者却经常会把它荒废弃置。自古以来那些有道德有才干的仁人,总想着为百姓兴利除弊,他们留下的遗迹到处都能见到。如果后来者都能像初建者那样用心,那么百姓直到今天依然能够得到实惠,普天之下还有不受恩惠的事情发生吗?这也正是滕太守担心的事,所以托我写篇记文留给后来者。
滕太守志向远大、才干超群,是当世颇有名声的良吏。眼下正是朝廷用兵用人的时候,他曾经得到过朝廷的重用。还没能建立丰功伟业,便被迫退下担任了一州太守,其实他并没有用太多的心思,只是略施其余,希望能给一州百姓带来一点恩惠。由于他深思熟虑,故而事半功倍,这种做事的方法很值得后来者效法,这是我写这篇记文的第一个理由。不单纯为了博取当世人的赞誉,而是考虑如何让子孙万代都由此获利,告诫后来者不要将它废弃,这是我写这篇记文的第二个理由。岳州百姓与洞庭湖中往来的人们,都希望有人为滕太守留下一篇记文,这是我写此文的第三个理由。有上述三个理由就不能不写了,于是写下了此篇文字。
庆历六年某月某日记。
注释
偃(yǎn)虹堤:滕子京任岳州知州时修建的一座堤坝。
岳阳:宋朝时为岳州,属荆湖北路,在今湖南岳阳。
滕侯:岳州知州滕宗谅,字子京,河南(今河南洛阳)人。与范仲淹同年进士,西夏元昊反叛。除知泾州。西北帅臣范仲淹举荐他自代,擢知庆州。御史梁坚劾奏他在泾州时耗费公钱十六万贯,降知岳州,后改知苏州,卒。
洞庭:洞庭湖,在今湖南最北部。
按图:按照地图,文中指看着地图。
利害:文中偏指好处。
荆、潭、黔(qián)、蜀四会之冲:指岳州当荆湖北路、荆湖南路、夔州路、益州路四路的要冲。荆:指以江陵为中心的湖北地区;潭:潭州,在今湖南长沙,为荆湖南路安抚使司所在地;黔:指夔州路,指长江三峡往西一带地区;蜀:指以四川成都为中心的川中地区。
三司:北宋前期主管全国经济运转的部门,包括户部司、度支司和盐铁司。三司最高长官的地位相当于副宰相,北宋称为“计相”。
虞:忧患。
急人:用人。
显用:重用。
参考资料:
第一段,通过作者同送信人的问答,介绍偃虹堤的概况。作者观看图景,四次发问,送信人一一作了回答。从回答中可以看出修堤的目的是为人民兴利除患:“洞庭,天下之至险;而岳阳,荆、潭、黔、蜀四会之冲也。昔舟之往来湖中者,至无所寓,则皆泊南津,其有事于州者远且劳,而又常有风波之恐,覆溺之虞。今舟之至者皆泊堤下,有事于州者近而且无患。”修建此堤,是为了解决到岳州办事人路远辛劳、风波覆舟的危险。这就突出了滕子京关怀同情民生疾苦的思想品德。按照儒家的仁政,为官者“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滕子京可谓处江湖之远而忧其民了。受诬陷被贬官,而能勤劳政事,为民兴利,这的确是难能可贵的。作者问到修堤的筹划经过,送信人答道:“州以事上转运使,转运使择其吏之能者行视可否,凡三反复,而又上于朝廷,决之三司,然后日可,而皆不能易吾侯之议。”修堤之事由下至上经过多次反复,都未能改变滕子京原来的设计。这说明开始时考虑、设计细致周密,突出了膝子京的精明能干。四次问答,介绍了偃虹堤的概况,赞扬了膝侯的高尚品德和优异才能。写法精巧,言约意丰。
第二段,高度评价膝子京修偃虹堤的功绩。修堤的目的是为民兴利除患,所以这段围绕一个“利”字,进行层层论述:“盖虑于民也深,则谋其始也精,故能用力少而为功多。”承上启下,点出“功”字。滕之功,便是民之利。修堤于民有何利?夫以百步之堤,御天下至险不测之虞,惠其民而及于荆、潭、黔、蜀,凡往来溯中,无远迩之人皆蒙其利焉。“荆、潭、黔、蜀四州之民来往洞庭湖,可避免“至险不测之虞”,都得到利益。说明受利地域之广,人数之众。“使堤土石幸久不朽,则滕侯之惠利于人物,可以数计哉!”说明受利时间之长久。那么,偃虹堤究竟能保持多长时间,这是作者不能不考虑的。于是作者接写道:“夫事不患于不成,而患于易坏。盖作者未始不欲其久存,而继者常至于殆废。”从大处着眼宕开一笔,论述事物成与坏、存与废的一般规律。古代仁人志士,为民兴利除患,“遗迹往往而在”,可见工程荡然无存。作者希望“其继者皆如始作之心,则民到于今受其赐。”最后将笔收回,“此朦侯之所以虑而欲有纪于后也。”滕侯求我作记,为的使后来人能长久保住偃虹堤,使人民永远不失掉舟船之利,而不是为自己留名后世。既关心人民眼前的利益,又关心人民的长远利益,滕侯的功绩实在是值得称道。
第三段,点明作记缘由。偃虹堤为膝子京兴修,为堤作记当然要写到修堤之人。这段一开始写道:“滕侯志大材高,名闻当世。”滕子京的大志和材干,《宋吏》本传中没有明显记载,但从他的朋友的诗文中可以约略看出。他去世后,苏舜钦《滕子京哀辞》云:“论兵虚玉帐,问俗失朱辂”。“忠义平生搴,声名夷翟闻。言皆出诸老,勇复冠全军。”可见,他是一个运筹帷幄、忠义兼备、智勇双全的人物。像这样一个人应当是功业显赫的。然而“功未及就,退守一州。”滕子京是在西夏元吴叛乱,陕西危急时任泾州知州的,不久又知庆州,两处都是当时与西夏斗争的要地,但功业未建,就被人诬陷“动用公使钱”而贬岳州。作为放臣逐客,郁郁不得志时,犹能为民除患兴利,仅凭这一点也应该大书特书的。接着,作者又从三个方面写出自己作记缘由:“夫熟虑谋深,力不劳而功倍,作事可以为后法,一宜书。不苟一时之誉,思为利于无穷,而告来者不以废,二宜书。岳之民与湖中之往来者皆欲为滕侯记,三宜书。以三宜书不可不书,乃为之书。”这“三宜书”,再一次评价、赞扬了滕子京修建偃虹堤的功绩和人民对他的爱戴。因而为偃虹堤作记,实乃义不容辞。
作记,是为歌颂膝子京的政绩,也是抒发作者的政治理想。作者为谏官时,为治理黄河水患曾三次上书。在滁州、扬州、颖州等处作地方官时,也曾为人民办了不少兴利除害的好事。也正因为这样,他才能如此热情地歌颂滕子京,写出这篇思想进步、意义深刻的优秀记文。
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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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阳修(1007年8月6日 -1072年9月22日),字永叔,号醉翁,晚号六一居士,江南西路吉州庐陵永丰(今江西省吉安市永丰县)人,景德四年(1007年)出生于绵州(今四川省绵阳市),北宋政治家、文学家。欧阳修于宋仁宗天圣八年(1030年)以进士及第,历仕仁宗、英宗、神宗三朝,官至翰林学士、枢密副使、参知政事。死后累赠太师、楚国公,谥号“文忠”,故世称欧阳文忠公。欧阳修是在宋代文学史上最早开创一代文风的文坛领袖,与韩愈、柳宗元、苏轼、苏洵、苏辙、王安石、曾巩合称“唐宋八大家”,并与韩愈、柳宗元、苏轼被后人合称“千古文章四大家”。 他领导了北宋诗文革新运动,继承并发展了韩愈的古文理论。其散文创作的高度成就与其正确的古文理论相辅相成,从而开创了一代文风。欧阳修在变革文风的同时,也对诗风、词风进行了革新。在史学方面,也有较高成就,他曾主修《新唐书》,并独撰《新五代史》。有《欧阳文忠公集》传世。
先帝创业未半而中道崩殂,今天下三分,益州疲弊,此诚危急存亡之秋也。然侍卫之臣不懈于内,忠志之士忘身于外者,盖追先帝之殊遇,欲报之于陛下也。诚宜开张圣听,以光先帝遗德,恢弘志士之气,不宜妄自菲薄,引喻失义,以塞忠谏之路也。
宫中府中,俱为一体;陟罚臧否,不宜异同。若有作奸犯科及为忠善者,宜付有司论其刑赏,以昭陛下平明之理;不宜偏私,使内外异法也。
侍中、侍郎郭攸之、费祎、董允等,此皆良实,志虑忠纯,是以先帝简拔以遗陛下:愚以为宫中之事,事无大小,悉以咨之,然后施行,必能裨补阙漏,有所广益。
将军向宠,性行淑均,晓畅军事,试用于昔日,先帝称之曰“能”,是以众议举宠为督:愚以为营中之事,悉以咨之,必能使行阵和睦,优劣得所。
亲贤臣,远小人,此先汉所以兴隆也;亲小人,远贤臣,此后汉所以倾颓也。先帝在时,每与臣论此事,未尝不叹息痛恨于桓、灵也。侍中、尚书、长史、参军,此悉贞良死节之臣,愿陛下亲之、信之,则汉室之隆,可计日而待也。
臣本布衣,躬耕于南阳,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侯。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三顾臣于草庐之中,咨臣以当世之事,由是感激,遂许先帝以驱驰。后值倾覆,受任于败军之际,奉命于危难之间,尔来二十有一年矣。
先帝知臣谨慎,故临崩寄臣以大事也。受命以来,夙夜忧叹,恐托付不效,以伤先帝之明;故五月渡泸,深入不毛。今南方已定,兵甲已足,当奖率三军,北定中原,庶竭驽钝,攘除奸凶,兴复汉室,还于旧都。此臣所以报先帝而忠陛下之职分也。至于斟酌损益,进尽忠言,则攸之、祎、允之任也。
愿陛下托臣以讨贼兴复之效,不效,则治臣之罪,以告先帝之灵。若无兴德之言,则责攸之、祎、允等之慢,以彰其咎;陛下亦宜自谋,以咨诹善道,察纳雅言,深追先帝遗诏。臣不胜受恩感激。
今当远离,临表涕零,不知所言。
苏子得废园于东坡之胁,筑而垣之,作堂焉,号其正曰“雪堂”。堂以大雪中为,因绘雪于四壁之间,无容隙也。起居偃仰,环顾睥睨,无非雪者,苏子居之,真得其所居者也。苏子隐几而昼瞑,栩栩然若有所适,而方兴也,未觉,为物触而寤。其适未厌也,若有失焉,以掌抵目,以足就履,曳于堂下。
客有至而问者,曰:“子世之散人耶?拘人耶?散人也而未能,拘人也而嗜欲深。今似系马止也,有得乎?而有失乎?”
苏子心若省而口未尝言,徐思其应,揖而进之堂上。
客曰:“嘻,是矣!子之欲为散人而未得者也。予今告子以散人之道:夫禹之行水,庖丁之提刀,避众碍而散其智者也。是故以至柔驰至刚,故石有时以泐;以至刚遇至柔,故未尝见全牛也。予能散也,物固不能缚;不能散也,物固不能释。子有惠矣,用之于内可也,今也如猬之在囊,而时动其脊胁,见于外者不特一毛二毛而已。风不可搏,影不可捕,童子知之。名之于人,犹风之与影也,子独留之。故愚者视而惊,智者起而轧。吾固怪子为今日之晚也,子之遇我,幸矣!吾今邀子为籓外之游,可乎?”
苏子曰:“予之于此,自以为籓外久矣,子又将安之乎?”
客曰:“甚矣,子之难晓也!夫势利不足以为籓也,名誉不足以为籓也,阴阳不足以为籓也,人道不足以为籓也,所以籓子者,特智也尔。智存诸内,发而为言,则言有谓也,形而为行,则行有谓也。使子欲嘿不欲嘿,欲息不欲息,如醉者之恚言,如狂者之妄行,虽掩其口,执其臂,犹且喑呜跼蹙之不已。则籓之于人,抑又固矣。人之为患以有身,身之为患以有心。是圃之构堂,将以佚子之身也,是堂之绘雪,将以佚子之心也。身待堂而安,则形固不能释,心以雪而警,则神固不能凝。子之知既焚而烬矣,烬又复然,则是堂之作也,非徒无益,而又重子蔽蒙也。子见雪之白乎?则恍然而目眩。子见雪之寒乎?则竦然而毛起。五官之为害,惟目为甚,故圣人不为。雪乎雪乎,吾见子知为目也,子其殆矣!”
客又举杖而指诸壁,曰:“此凹也,此凸也。方雪之杂下也,均矣,厉风过焉,则凹者留而凸者散。天岂私于凹凸哉?势使然也。势之所在,天且不能违,而况于人乎!子之居此,虽远人也,而圃有是堂,堂有是名,实碍人耳,不犹雪之在凹者乎?”
苏子曰:“予之所为,适然而已,岂有心哉?殆也,奈何?”
客曰:“子之适然也?适有雨,则将绘以雨乎?适有风,则将绘以风乎?雨不可绘也,观云气之汹涌,则使子有怒心;风不可绘也,见草木之披靡,则使子有惧意。覩是雪也,子之内亦不能无动矣。苟有动焉,丹青之有靡丽,水雪之有水石,一也。德有心,心有眼,物之所袭,岂有异哉!”
苏子曰:“子之所言是也,敢不闻命?然未尽也,予不能默,此正如与人讼者,其理虽已屈,犹未能绝辞者也。子以为登春台与入雪堂,有以异乎?以雪观春,则雪为静,以台观堂,则堂为静。静则得,动则失。黄帝,古之神也,游乎赤水之北,登乎昆仑之邱,南望而还,遗其玄珠焉。游以适意也,望以寓情也,意适于游,情寓于望,则意畅情出而忘其本矣,虽有良贵,岂得而宝哉?是以不免有遗珠之失也。虽然,意不久留,情不再至,必复其初而已矣,是又惊其遗而索之也。余之此堂,追其远者近之,收其近者内之,求之眉睫之间,是有八荒之趣。人而有知也,升是堂者,将见其不遡而僾,不寒而栗,凄凛其肌肤,洗涤其烦郁,既无炙手之讥,又免饮冰之疾。彼其趦趄利害之途,猖狂忧患之域者,何异探汤执热之俟濯乎?子之所言者,上也;余之所言者,下也。我将能为子之所为,而子不能为我之为矣。譬之厌膏粱者与之糟糠,则必有忿词;衣文绣者被之以皮弁,则必有愧色。子之于道,膏粱文绣之谓也,得其上者耳。我以子为师,子以我为资,犹人之于衣食,缺一不可。将其与子游,今日之事姑置之以待后论,予且为子作歌以道之。”
歌曰:
雪堂之前后兮春草齐,雪堂之左右兮斜径微。雪堂之上兮有硕人之颀颀,考槃于此兮芒鞋而葛衣。挹清泉兮,抱瓮而忘其机;负顷筐兮,行歌而采薇。吾不知五十九年之非而今日之是,又不知五十九年之是而今日之非,吾不知天地之大也寒暑之变,悟昔日之癯而今日之肥。感子之言兮,始也抑吾之纵而鞭吾之口,终也释吾之缚而脱吾之鞿。是堂之作也,吾非取雪之势,而取雪之意;吾非逃世之事,而逃世之机。吾不知雪之为可观赏,吾不知世之为可依违。性之便,意之适,不在于他,在于羣息已动,大明既升,吾方辗转一观晓隙之尘飞。子不弃兮,我其子归!
客忻然而笑,唯然而出,苏子随之。客顾而颔之曰:“有若人哉!”
泰和中,大名民家小儿女,有以私情不如意赴水者,官为踪迹之,无见也。其后踏藕者得二尸水中,衣服仍可验,其事乃白。是岁此陂荷花开,无不并蒂者。沁水梁国用,时为录事判官,为李用章内翰言如此。此曲以乐府《双蕖怨》命篇。“咀五色之灵芝,香生九窍;咽三危之瑞露,春动七情”,韩偓《香奁集》中自序语。
问莲根、有丝多少,莲心知为谁苦?双花脉脉娇相向,只是旧家儿女。天已许。甚不教、白头生死鸳鸯浦?夕阳无语。算谢客烟中,湘妃江上,未是断肠处。
香奁梦,好在灵芝瑞露。人间俯仰今古。海枯石烂情缘在,幽恨不埋黄土。相思树,流年度,无端又被西风误。兰舟少住。怕载酒重来,红衣半落,狼藉卧风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