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文
分别一次要多久呢?已经过了七个中秋节。去年的今天在东武之地,我望着明月,心中愁绪难以承受。想到在彭城山下,一起在古汴河上泛舟,忽然传来凉州曲调。有鼓吹助兴,惊起汀上的鸿雁。
宴席中的客人,有的穿着用翠鸟羽毛装饰的披风,有的穿着紫绮为面的裘皮衣服。无奈圆月无情,渐渐西沉不肯为人留下。今天晚上有酒待客,明晚又要独自宿在水路驿站,离愁依旧。就怕像王粲那样,不得返乡,只能登楼相望。
注释
水调歌头:词牌名。唐朝大曲有《水调歌》,据《隋唐嘉话》,为隋炀帝凿汴河时所作。宋乐入“中吕调”,见《碧鸡漫志》卷四。凡大曲有“歌头”,此殆裁截其首段为之。九十五字,前后片各四平韵。亦有前后片两六言句夹叶仄韵者,有平仄互叶几于句句用韵者。
离别:比较长久地跟人或地方分开。
七度:七次。
今夕:今天。
不胜:无法承担;承受不了。
彭城:彭城,鼓声之城,即今江苏徐州,是黄帝最初的都城。
古汴(biàn):古汴河。
凉州:曲名,唐开元中西凉州所献。
鼓吹:鼓吹乐。
鸿雁:俗称大雁。
汀(tīng)州:水中小洲。
翠羽帔(pèi),紫绮(qǐ)裘(qiú):指豪华衣饰。
素娥:即嫦娥,此处指月亮。
无赖:无所倚靠;无可奈何。
曾不:不曾。
清尊:酒器。
水驿:水路驿站。
依旧:照旧。
但恐:但害怕。
王粲(càn):王粲(177年—217年2月17日),字仲宣。山阳郡高平县(今山东微山两城镇)人。
相对:相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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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首词写于公元1077年(宋神宗熙宁十年)。是年四月,苏轼离京赴徐州任徐州知州,作者与之偕行。到达后,苏辙在徐州停留了百余日,兄弟二人共同度过了一段美好的时光。中秋节时,二人一起泛舟赏月,终于得过一个团圆的佳节。然中秋过后,苏辙又要转道赴南都(今河南淮阳)留守签判任,于是在临别前写下此词。
参考资料:
欣赏苏辙的《水调歌头·徐州中秋》这首词,要从这首词创作的前一年说起。苏轼、苏辙兄弟情意甚笃,苏轼作《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时,与苏辙已有六年没见面了。时至中秋望月思弟,生出无穷悲欢之感,故有此作。全词以明月为线索,处处咏月,同时苏轼也处处在抒发人的主观情感,生发人生感慨,是对人生宇宙哲理的深深思考。 词中贯穿着情感与理智的矛盾,波澜起伏,跌宕有致。最后以旷达情怀收尾,是词人情怀的自然流露。境界壮美,融抒情、写景、说理于一炉,具有很高的审美价值。这首词立意高远,构思新颖,以意境清新如画,情理具佳,颇耐人寻味。宋代胡仔云:“中秋词,自东坡《水调歌头》一出,余词尽废”,更是对此词的崇高评价。
正所谓“兄唱弟随”,在苏轼写了《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的第二年,也就是宋神宗熙宁十年,苏辙也写了一首《水调歌头·徐州中秋》来回赠其兄。
这首主要写了作者与其胞兄久别重逢继而又要分别的难舍之情和诗人的内心世界,生动地表现出苏轼和苏辙兄弟的手足情深。
这首词的上片,写出值得珍惜的短暂手足之情的相聚。“离别一何久?七度过中秋。”作者一开始就点出与兄长分别时间之久,并用传统的团圆佳节中秋来计算,其中包含着对兄弟聚少离多的深深怨艾和无奈。
“同泛清河古汴”本来是欢乐的,然“船上载凉州”却从听觉里显露出悲凉;“鼓吹助清赏” 让人高兴不已,“鸿雁起汀洲”,又从视觉中引发了大雁南归的惆怅。唐人王翰、王之涣都写过著名的七绝《凉州词》,多为乐府歌词,悲凉曲调、慷慨决别的边塞曲:“葡萄美酒夜光杯,欲饮琵琶马上催”;“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此处所用,意味深长。
下片则直接展现诗人内心世界。前三句,只是从宴饮中主人、客人的穿戴里,聊表人们的欢愉心情,可下面却写出了急转之下诗人的内心感受。“素娥无赖西去,曾不为人留”,明月无情,不会为人而滞留。“今夜清尊对客,明夜孤帆水驿,依旧照离忧”,直写情事,明日即将分别;即便明月当头,也是分明地倾泻出两地别愁,“依旧”二字非常好。
最后两句,用典却直抒胸臆,“但恐同王粲,相对永登楼”,王粲滞留荆州十二年,不得施展才华,郁闷中他登楼远眺,北望家乡,胸中翻滚着无限乡思乡愁,写出了《登楼赋》。后以“王粲登楼”作为怀念故国乡土的典故。这里,词人以此句做结,倾诉出未来的日月:宦游茫茫,前途未卜;亲人相隔,幽幽愁绪的别样的深沉。本来是百日逍遥堂欢乐的手足相聚,到头来却是迎来生离别的无奈,也许这就是人生的必然。
参考资料:
苏辙(1039—1112年),字子由,汉族,眉州眉山(今属四川)人。嘉祐二年(1057)与其兄苏轼同登进士科。神宗朝,为制置三司条例司属官。因反对王安石变法,出为河南推官。哲宗时,召为秘书省校书郎。元祐元年为右司谏,历官御史中丞、尚书右丞、门下侍郎因事忤哲宗及元丰诸臣,出知汝州,贬筠州、再谪雷州安置,移循州。徽宗立,徙永州、岳州复太中大夫,又降居许州,致仕。自号颍滨遗老。卒,谥文定。唐宋八大家之一,与父洵、兄轼齐名,合称三苏。
太史公曰:“先人有言:‘自周公卒五百岁而有孔子。孔子卒后至于今五百岁,有能绍明世、正《易传》,继《春秋》、本《诗》、《书》、《礼》、《乐》之际?’”意在斯乎!意在斯乎!小子何敢让焉!
上大夫壶遂曰:“昔孔子何为而作《春秋》哉”?太史公曰:“余闻董生曰:‘周道衰废,孔子为鲁司寇,诸侯害子,大夫雍之。孔子知言之不用,道之不行也,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以为天下仪表,贬天子,退诸侯,讨大夫,以达王事而已矣。’子曰:‘我欲载之空言,不如见之于行事之深切著明也。’夫《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纪,别嫌疑,明是非,定犹豫,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存亡国,继绝世,补弊起废,王道之大者也。《易》著天地、阴阳、四时、五行,故长于变;《礼》经纪人伦,故长于行;《书》记先王之事,故长于政;《诗》记山川、溪谷、禽兽、草木、牝牡、雌雄,故长于风;《乐》乐所以立,故长于和;《春秋》辨是非,故长于治人。是故《礼》以节人,《乐》以发和,《书》以道事,《诗》以达意,《易》以道化,《春秋》以道义。拨乱世反之正,莫近于《春秋》。《春秋》文成数万,其指数千。万物之散聚皆在《春秋》。《春秋》之中,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胜数。察其所以,皆失其本已。故《易》曰‘失之毫厘,差之千里。’故曰‘臣弑君,子弑父,非一旦一夕之故也,其渐久矣’。故有国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前有谗而弗见,后有贼而不知。为人臣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守经事而不知其宜,遭变事而不知其权。为人君父而不通于《春秋》之义者,必蒙首恶之名。为人臣子而不通于《春秋》之义者,必陷篡弑之诛,死罪之名。其实皆以为善,为之不知其义,被之空言而不敢辞。夫不通礼义之旨,至于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夫君不君则犯,臣不臣则诛,父不父则无道,子不子则不孝。此四行者,天下之大过也。以天下之大过予之,则受而弗敢辞。故《春秋》者,礼义之大宗也。夫礼禁未然之前,法施已然之后;法之所为用者易见,而礼之所为禁者难知。”
壶遂曰:“孔子之时,上无明君,下不得任用,故作《春秋》,垂空文以断礼义,当一王之法。今夫子上遇明天子,下得守职,万事既具,咸各序其宜,夫子所论,欲以何明?”
太史公曰:“唯唯,否否,不然。余闻之先人曰:‘伏羲至纯厚,作《易》八卦。尧舜之盛,《尚书》载之,礼乐作焉。汤武之隆,诗人歌之。《春秋》采善贬恶,推三代之德,褒周室,非独刺讥而已也。’汉兴以来,至明天子,获符瑞,封禅,改正朔,易服色,受命于穆清,泽流罔极,海外殊俗,重译款塞,请来献见者不可胜道。臣下百官力诵圣德,犹不能宣尽其意。且士贤能而不用,有国者之耻;主上明圣而德不布闻,有司之过也。且余尝掌其官,废明圣盛德不载,灭功臣世家贤大夫之业不述,堕先人所言,罪莫大焉。余所谓述故事,整齐其世传,非所谓作也,而君比之于《春秋》,谬矣。”
于是论次其文。七年而太史公遭李陵之祸,幽于缧绁。乃喟然而叹曰:“是余之罪也夫。是余之罪也夫!身毁不用矣!”退而深惟曰:“夫《诗》、《书》隐约者,欲遂其志之思也。昔西伯拘羑里,演《周易》;孔子厄陈、蔡,作《春秋》;屈原放逐,著《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而论兵法;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也,故述往事,思来者。”于是卒述陶唐以来,至于麟止,自黄帝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