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文
两岸青山夹着洛水,船顺水向东航行,东南方向的山谷开阔,洛水与黄河相通。
稀疏的树木远在天边隐约可见,夕阳映照在汹涌的河水中忽暗忽明。
想起了几年前出现在伊河边的孤零零村落,眼前是雨霁初晴,一只孤雁在朔风中向南方飞去。
我要告诉在洛桥漫游的作官的朋友,我的心思就像不拴系的小船随波逐流。
注释
巩:今河南巩县。洛:洛水。这里的巩洛,即是指巩县洛河注入黄河处。
豁:大洞,此指两山交界处的深谷。大河:指黄河。
依微:依稀,因距离遥远而模糊不清的样子。
乱流:指众多的河流。
伊岸:伊水畔。
桥:洛阳洛河上之天津桥。游宦侣:在外地作官的朋友。
扁舟:小船。
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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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联写李主簿隐居的环境。他结茅隐居于淮水边的古渡口,可以卧看淮水奔流。环境虽然清幽,但从古渡口的废弃不用和淮水的逝去不复返,已暗逗下联时不我待、人将衰老之感慨,韦诗运笔的精致细腻,于此可见一斑。
颔联为传诵千古的警句,人与树相互映衬:树已逢秋,人焉得不老?窗里将老之人,面对着门前已衰之树,想起岁月不居,壮志蹉跎,这将何以为怀。这中间不仅极其传神地描摹了李主簿衰颓的形象与凄凉的心境,也寄寓着诗人自己怅然若失的情怀,其表现手法真是高明之至。
颈联写李主簿在古渡口的茅屋落中所见到的景象。粗粗一读,仿佛棼是随手拈来,漫不经心;细细品味,入深感是赋比结合,寓意深刻。“寒霈山”切深秋季节,“独过雁”比况李即主簿的孤独、萧索的生活境遇;“暮茎雨”既照应上联之人老树秋,又关合府下联之夕逢归,“远来舟”逗引出蓉下联的“逢归客”。真乃细针密线、友情景交融之佳句。
尾联仍从李主簿这边落笔,不说诗人遇上李主簿,而说李主簿在傍晚时遇上了一位北归的客人,依然不忘旧情,仍然热情接待。诗至此便戛然而止,至于主客会面以后的情景,便全留在诗外,让读者自己去想象了。
通观全篇,全从客位去描绘抒写,诗中所突出的,是居于客位的李主簿的形象与感受,而将诗人主观的感受融化在客体之中。在逢遇一类题材的作品中,是独具一格的。
这诗写景物有情思,有寄托,重在兴会标举,传神写意。洛水途中,诗人仿佛在赏景,实则心不在焉,沉于思虑。黄河的开阔景象,似乎惊觉了诗人,使他豁然开通,眺望起来。然而他看到的景象,却使他更为无奈而忧伤。遥望前景,萧瑟渺茫:昔日伊水孤村,显示出人民经历过多么深重的灾难;朔风一雁,恰似诗人只身东下赴任,知时而奋飞,济世于无望。于是他想起了朋友们的鼓励和期望,感到悲慨而疚愧,觉得自己终究是个无所求的无能者,济世之情,奋斗之志,都难以实现。这就是此诗的景中情,画外意。
参考资料:
韦应物(生卒年不详),字义博,京兆杜陵(今陕西省西安市)人。唐朝官员、诗人,世称“韦苏州”“韦左司”“韦江州”。今传有10卷本《韦江州集》、两卷本《韦苏州诗集》、10卷本《韦苏州集》。散文仅存一篇。因出任过苏州刺史,世称“韦苏州”。诗风恬淡高远,以善于写景和描写隐逸生活著称。
太史公曰:“先人有言:‘自周公卒五百岁而有孔子。孔子卒后至于今五百岁,有能绍明世、正《易传》,继《春秋》、本《诗》、《书》、《礼》、《乐》之际?’”意在斯乎!意在斯乎!小子何敢让焉!
上大夫壶遂曰:“昔孔子何为而作《春秋》哉”?太史公曰:“余闻董生曰:‘周道衰废,孔子为鲁司寇,诸侯害子,大夫雍之。孔子知言之不用,道之不行也,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以为天下仪表,贬天子,退诸侯,讨大夫,以达王事而已矣。’子曰:‘我欲载之空言,不如见之于行事之深切著明也。’夫《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纪,别嫌疑,明是非,定犹豫,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存亡国,继绝世,补弊起废,王道之大者也。《易》著天地、阴阳、四时、五行,故长于变;《礼》经纪人伦,故长于行;《书》记先王之事,故长于政;《诗》记山川、溪谷、禽兽、草木、牝牡、雌雄,故长于风;《乐》乐所以立,故长于和;《春秋》辨是非,故长于治人。是故《礼》以节人,《乐》以发和,《书》以道事,《诗》以达意,《易》以道化,《春秋》以道义。拨乱世反之正,莫近于《春秋》。《春秋》文成数万,其指数千。万物之散聚皆在《春秋》。《春秋》之中,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胜数。察其所以,皆失其本已。故《易》曰‘失之毫厘,差之千里。’故曰‘臣弑君,子弑父,非一旦一夕之故也,其渐久矣’。故有国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前有谗而弗见,后有贼而不知。为人臣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守经事而不知其宜,遭变事而不知其权。为人君父而不通于《春秋》之义者,必蒙首恶之名。为人臣子而不通于《春秋》之义者,必陷篡弑之诛,死罪之名。其实皆以为善,为之不知其义,被之空言而不敢辞。夫不通礼义之旨,至于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夫君不君则犯,臣不臣则诛,父不父则无道,子不子则不孝。此四行者,天下之大过也。以天下之大过予之,则受而弗敢辞。故《春秋》者,礼义之大宗也。夫礼禁未然之前,法施已然之后;法之所为用者易见,而礼之所为禁者难知。”
壶遂曰:“孔子之时,上无明君,下不得任用,故作《春秋》,垂空文以断礼义,当一王之法。今夫子上遇明天子,下得守职,万事既具,咸各序其宜,夫子所论,欲以何明?”
太史公曰:“唯唯,否否,不然。余闻之先人曰:‘伏羲至纯厚,作《易》八卦。尧舜之盛,《尚书》载之,礼乐作焉。汤武之隆,诗人歌之。《春秋》采善贬恶,推三代之德,褒周室,非独刺讥而已也。’汉兴以来,至明天子,获符瑞,封禅,改正朔,易服色,受命于穆清,泽流罔极,海外殊俗,重译款塞,请来献见者不可胜道。臣下百官力诵圣德,犹不能宣尽其意。且士贤能而不用,有国者之耻;主上明圣而德不布闻,有司之过也。且余尝掌其官,废明圣盛德不载,灭功臣世家贤大夫之业不述,堕先人所言,罪莫大焉。余所谓述故事,整齐其世传,非所谓作也,而君比之于《春秋》,谬矣。”
于是论次其文。七年而太史公遭李陵之祸,幽于缧绁。乃喟然而叹曰:“是余之罪也夫。是余之罪也夫!身毁不用矣!”退而深惟曰:“夫《诗》、《书》隐约者,欲遂其志之思也。昔西伯拘羑里,演《周易》;孔子厄陈、蔡,作《春秋》;屈原放逐,著《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而论兵法;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也,故述往事,思来者。”于是卒述陶唐以来,至于麟止,自黄帝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