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文
天河隐隐逢七夕,独处罗帐半夜愁。
乌鹊离去穿线月,萤火飞入晒衣楼。
牛女双星合又分,人世情侣望玉钩。
不见钱塘苏小小,独处寂寞又一秋。
注释
七夕:农历七月初七夜晚。民间传说,牛郎织女每年此夜在天河相会。旧俗妇女于是夜在庭院中进行乞巧活动。
浦:水边。别浦:指天河、银河。王琦云:“以其为牛女二星隔绝之地,故谓之曰别浦。”
罗帷:丝制帷幔。战国楚宋玉《风赋》:“跻于罗帷,经于洞房。”
“鹊辞”句:七夕乌鹊填河成桥,以渡织女。事见应劭《风俗通义》。又七夕妇女结彩缕,穿七孔针,陈瓜果于庭除,以乞巧。事见宗懔《荆楚岁时记》。
花:黎简校作“萤”。曝(pù)衣楼:皇宫中帝后于七月七日曝衣之处。唐沈佺期《七夕曝衣篇》诗:“宫中扰扰曝衣楼,天上娥娥红粉席。”
金镜:圆月。七夕,月未圆,故云“分金镜”,又借用陈代徐德言与妻子乐昌公主分镜的故事(《本事诗》),暗喻自己与所眷恋的女子不能团圆。
玉钩:状新月、缺月,望月而冀其复圆,寓人间别而重逢意。
苏小小:南齐时钱塘名妓。《乐府诗集·杂歌谣辞三·〈苏小小歌〉序》:“《乐府广题》曰:‘苏小小,钱塘名倡也。盖南齐时人。’”这里指自己曾经欢遇的女郎。
更:《全唐诗》校“一作又”。一秋:即一年。
参考资料:
“别浦今朝暗,罗帷午夜愁。”一写天上七夕,牛郎织女相会;一写人间孤男,夜半怅然怀愁。银河是牛郎织女一年一度相会后重又分手的地方,因此称“别浦”。今夜别浦云水迷茫,星汉闪烁,牛女在鹊桥上还能依相偎珍惜这美好的一瞬,互诉别后一年来的相思深情。虽然匆匆一面,仍不免执手相看泪眼而黯然离去,但他们毕竟是喜得重逢,欢情如旧,悲中有乐。默想自身,一年前此夕定情以后就天各一方,重会无日。此刻已到了夜半,正是牛女情浓时;而诗人则只能怅卧罗帷之中,瞪大了眼,在相思中煎熬,心头的愁云越压越重,何况今后能否再见一面也在未知之天,真是“思牵今夜肠应直”(李贺《秋来》)。相比之下,自己的苦况远远超过了牛女。首联透过对比,宾主分明地对自己的相思苦情作了深一层的刻划,可谓出手不凡。
“鹊辞穿线月,花入曝衣楼。”一夜容易,但在离人的心里却又是那般漫长。新月终于悄悄地挂在天边,喜鹊搭桥的时限也已到来。鹊群无可奈何地辞别了银月照映下的人间穿线乞巧的少女,鼓翅飞离而去。牛女重又陷入痛苦相思岁月之中。天色渐明,拂晓的轻寒,秋花映入诗人的曝衣楼。七夕曝衣,是当时的习俗。“花入曝衣楼”这一凄清的情景,定会勾起诗人对一年前七夕定情的缅怀,曝衣楼或许就是他们定情的场所。本来,诗人长夜不寐,一缕情思时时萦绕着那远去的恋人;如今七夕刚过,只有秋花辉映于曝衣楼上,当年伊人的倩影却已渺如黄鹤,杳不可见。这一颔联借用环境的陪衬和触景生情的手法,表现出时间的推移和诗人难以为怀的悲怆心情。
“天上分金境,人间望玉钩。”天已经大亮了,诗人还痴痴地凝望着碧空的半弯缺月,潸然欲涕。月亮本就像一面明镜,眼下却只剩下半轮,真成了破镜。牛郎织女可能都各自拿了一半,苦苦地隔河相望了。然而人间的破镜却难能重圆。望着望着,他多么想借助天上的玉钩把两颗破碎的心钩连到一起,有情人总该重归于好。颈联又着想天外,运用浪漫主义的妙笔,给这一幕爱情悲剧渲染上几丝美丽的光彩,虽然这毕竟属于幻想。
“钱塘苏小小,又值一年秋。”幻想终于破灭了,诗人又回到了残酷的现实中。他日思夜想的恋人,可能是像南齐钱塘苏小小那样的名妓。年前一别,刻骨铭心,不觉又到了秋风瑟瑟的季节。别时容易见时难,诗人的遭际竟然比牛女还要不幸。面对茫茫的前景,一阵阵难以言说的隐痛又袭上诗人心头。这一貌似平谈的结尾,蕴蓄着无限缠绵的情思,表现出怅恨不尽的意味。
全诗以构思的新奇、抒情的深细以及语言的工整稳贴见胜,与李贺歌诗常见的惊才绝艳、秾丽诡奇多少有些不同。他遣词造句均是生活中的常语,抒情含而不露,味而愈出。特别是章法构思之妙实足令人折服,全诗从夜半写到天明,又以牛女的相会映衬自身的孤处,天上人间,融处生哀,充分显示出作者过人的功力。黎简《李长吉集评》说:“昌谷于章法每不大理会,然亦有井然者,须细心寻绎始见。”此诗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
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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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贺(约公元790年-约817年),字长吉,汉族,唐代河南福昌(今河南洛阳宜阳县)人,家居福昌昌谷,后世称李昌谷,是唐宗室郑王李亮后裔。“长吉体”诗歌的开创者,有“诗鬼”之称,是与“诗圣”杜甫、“诗仙”李白、“诗佛”王维相齐名的唐代著名诗人。著有《昌谷集》。李贺是中唐的浪漫主义诗人,与李白、李商隐称为唐代三李。有“太白仙才,长吉鬼才”之说。李贺是继屈原、李白之后,中国文学史上又一位颇享盛誉的浪漫主义诗人。李贺长期的抑郁感伤,焦思苦吟的生活方式,元和八年(813年)因病辞去奉礼郎回昌谷,27岁英年早逝。
太史公曰:“先人有言:‘自周公卒五百岁而有孔子。孔子卒后至于今五百岁,有能绍明世、正《易传》,继《春秋》、本《诗》、《书》、《礼》、《乐》之际?’”意在斯乎!意在斯乎!小子何敢让焉!
上大夫壶遂曰:“昔孔子何为而作《春秋》哉”?太史公曰:“余闻董生曰:‘周道衰废,孔子为鲁司寇,诸侯害子,大夫雍之。孔子知言之不用,道之不行也,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以为天下仪表,贬天子,退诸侯,讨大夫,以达王事而已矣。’子曰:‘我欲载之空言,不如见之于行事之深切著明也。’夫《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纪,别嫌疑,明是非,定犹豫,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存亡国,继绝世,补弊起废,王道之大者也。《易》著天地、阴阳、四时、五行,故长于变;《礼》经纪人伦,故长于行;《书》记先王之事,故长于政;《诗》记山川、溪谷、禽兽、草木、牝牡、雌雄,故长于风;《乐》乐所以立,故长于和;《春秋》辨是非,故长于治人。是故《礼》以节人,《乐》以发和,《书》以道事,《诗》以达意,《易》以道化,《春秋》以道义。拨乱世反之正,莫近于《春秋》。《春秋》文成数万,其指数千。万物之散聚皆在《春秋》。《春秋》之中,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胜数。察其所以,皆失其本已。故《易》曰‘失之毫厘,差之千里。’故曰‘臣弑君,子弑父,非一旦一夕之故也,其渐久矣’。故有国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前有谗而弗见,后有贼而不知。为人臣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守经事而不知其宜,遭变事而不知其权。为人君父而不通于《春秋》之义者,必蒙首恶之名。为人臣子而不通于《春秋》之义者,必陷篡弑之诛,死罪之名。其实皆以为善,为之不知其义,被之空言而不敢辞。夫不通礼义之旨,至于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夫君不君则犯,臣不臣则诛,父不父则无道,子不子则不孝。此四行者,天下之大过也。以天下之大过予之,则受而弗敢辞。故《春秋》者,礼义之大宗也。夫礼禁未然之前,法施已然之后;法之所为用者易见,而礼之所为禁者难知。”
壶遂曰:“孔子之时,上无明君,下不得任用,故作《春秋》,垂空文以断礼义,当一王之法。今夫子上遇明天子,下得守职,万事既具,咸各序其宜,夫子所论,欲以何明?”
太史公曰:“唯唯,否否,不然。余闻之先人曰:‘伏羲至纯厚,作《易》八卦。尧舜之盛,《尚书》载之,礼乐作焉。汤武之隆,诗人歌之。《春秋》采善贬恶,推三代之德,褒周室,非独刺讥而已也。’汉兴以来,至明天子,获符瑞,封禅,改正朔,易服色,受命于穆清,泽流罔极,海外殊俗,重译款塞,请来献见者不可胜道。臣下百官力诵圣德,犹不能宣尽其意。且士贤能而不用,有国者之耻;主上明圣而德不布闻,有司之过也。且余尝掌其官,废明圣盛德不载,灭功臣世家贤大夫之业不述,堕先人所言,罪莫大焉。余所谓述故事,整齐其世传,非所谓作也,而君比之于《春秋》,谬矣。”
于是论次其文。七年而太史公遭李陵之祸,幽于缧绁。乃喟然而叹曰:“是余之罪也夫。是余之罪也夫!身毁不用矣!”退而深惟曰:“夫《诗》、《书》隐约者,欲遂其志之思也。昔西伯拘羑里,演《周易》;孔子厄陈、蔡,作《春秋》;屈原放逐,著《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而论兵法;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也,故述往事,思来者。”于是卒述陶唐以来,至于麟止,自黄帝始。
传心素,托简书,问春归欲归何处?送春词不题风共雨,止埋怨落花飞絮。
贪新酿,趁晚凉,笑相呼凭肩歌唱。最多情女郎心外想,打鸳鸯采莲湖上。萦心
事,惹恨词,更那堪动人秋思。画楼边几声新雁儿,不传书摆成个愁字。年华尽,
腊味醇,睡不温晓寒成阵。折梅花不传心上人,村煞我陇头春信。 咏所见
人如玉,鬓似云,动春心半含娇俊。近装奁懒将花貌匀,旋窝儿粉香成晕。 酒散
旗亭散,歌韵歇,暖风轻柳摇台榭。杏花墙夕阳春去也,马蹄香宝鞍敲月。 效香奁体
惚蝉鬓,怯镜鸾,雁声寒不禁肠断。碧纱窗夜长鸳梦短,怕黄昏一灯相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