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文
大家聚集在一起共同庆祝新年的到来,笑语喧哗,十分热闹,红岩村的年青同志送来梅花,更增添了节日气氛。
大家在一起举杯互相敬酒,表达着新年的祝愿,散席后众人意犹未尽,又一起品尝这胜利茶,谈论当今时事。
只有精忠才能报答祖国,如今祖国正遭外侮,烽烟遍地,没有地方去寻求一家安乐。
我们在陪都重庆载歌载舞地欢庆新年,但不要忘了延安,让我们遥祝延安解放区繁荣昌盛。
注释
口占:随口吟出,不打草稿。
红岩:指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红岩村。士女:青年男女。
屠苏酒:酒名。此指宴会上所饮之酒。
胜利茶:当时重庆市商店出售纸包茶,名“胜利茶”,表示预祝抗日战争胜利的意思。(诗人自注)
陪都:指重庆。国民党政府的首都本来在南京,因陷落,临时迁至重庆,故称陪都。
景物华:景物有光彩。此为祝颂延安繁荣。▲
这首诗是对柳亚子《寄怀润芝先生,兼呈伯渠、玉章、必武、特立、曙时诸老》一诗的和答,最初发表于重庆《新华日报》。
这首诗从红岩村八路军办事处的同志围坐一起共度元旦的盛况写起。“笑语哗”可以想见当时的热烈情景。欢声笑语此起彼伏,一浪盖过一浪。这“笑语哗”体现出了革命者的英雄主义和乐观主义精神。“红岩士女赠梅花”则描述出宴会上同志们互赠梅花表达祝福的动人场景。
梅花傲霜斗雪,绽放严冬的超凡绝俗的高贵品格,历来备受文人墨客的青睐。“已是悬崖百丈冰,犹有花枝俏”,就盛赞了梅花的这种高洁品格。再者,梅花还是报春的使者。“为报春信息,不怕雪埋葬”。梅花的含笑宣告了冬天即将过去,春天即将来临。
“举杯互敬屠苏酒,散席分尝胜利茶。”把宴会的气氛推至高潮。宴会上大家举杯欢歌,开怀畅饮,共同表达对美好前途的祝愿。俗话说:“人逢知己干杯少。”况且平时大家都工作繁忙,难得有机会聚在一起抵掌而谈,自然要借此尽情解放一下。于是飞壶传觞,推杯换盏,喝得酒酣耳热,不亦乐乎。唯一遗憾的就是不能痛饮黄龙府。宴会结束后,大家仍然意犹未尽,一边品茗,一边意气风发,指点江山,激扬文字。
新年饮酒的风俗,含有驱除忧愁烦恼,喜迎新春之意。正如王安石诗云:“春风送暖入屠苏”。对新生活、新气象的向往都溶入这浓浓甘醴之中。屠苏酒就演变成了吉祥的象征。而胜利茶,据作者自注,也是希望的象征。
这四句诗一面运用层层皴染法描绘出宴会的热烈氛围和乐观场面,一面运用梅花、屠苏酒和胜利茶这些富有象征意义的事物,艺术地表现了革命者的乐观主义精神,格调明快,发人深思。
“只有精忠能报国”使语调由欢快转入低沉。一想起大敌当前,蒋介石不守信用,致使抗战大计不谐,诗人内心就隐隐作痛,坐卧不宁,从而影响了宴会上的欢快心情。
“精忠报国”来自岳飞之事。据《宋史·岳飞传》记载:“岳飞抗金英勇善战,屡建奇功。后被诬入狱,受何铸审问时,飞裂裳以背示铸,有‘尽忠报国’四大字,深入肤理”。这四字系岳母所刺,目的是激励岳飞爱国。又宋高宗曾书“精忠岳飞”四字,制成锦旗,授与他。后人就用“精忠报国”来纪述岳飞的爱国精神。诗人借以表达自己献身民族大业,赴汤蹈火,在所不惜的愿望,同时这也是中国共产党抗战到底决心的写照。此外,这里还是对蒋介石的婉讽,奉劝蒋不要落入汪伪和日寇设置的圈套,以免步人后尘,下场可悲。
“更无乐土可为家”指出国家沦于敌手,山河破碎,生灵涂炭,哪有可存身立命的乐土。诗人青年时代就追随革命,几十年来风风雨雨,颠沛流离,未过一天安稳日子。正如徐特立所评价的:“唯将国作家。”董必武慨天下为己任,昼夜奔波于救国救民之大计。这句诗正抒发了诗人不求一己的苟安偷生,而要解民于倒悬的豪迈胸怀。
乐土,出自《诗经·硕鼠》:“逝将去汝,适彼乐土。乐土乐土,爰得我所”。董老在此是反其意而用之,古人尚有乐土可去,而今天诺大的中国竟找不到一块乐土,极言民族危机的深重。抗战大计已是迫在眉睫,只有驱尽日寇,才能将中华神州变成乐土。当然仅仅赶跑日寇也还不够,还要进而推翻专制独裁,建立民主、自由的政权。这里暗示出在国民党的专制统治下,人民怨声载道,并不比沦陷区好多少。
末尾两句由重庆的载歌载舞引出对延安的祝福和思念。在这欢庆佳节之际,诗人想到远方的战友,相隔千山万水,只有遥祝延安日新月异了。
诗人虽生活在重庆,但念念不忘的却是延安。重庆尽管比延安繁华,却是令人压抑的。延安尽管物质艰苦,精神上却是令人舒心的。而且重庆繁荣的背后掩盖的是一触即发的危机,地下潜伏的岩浆正汹涌运行。延安虽然遇到暂时的困难,但诗人相信在党的领导下终会走出低谷,“为有源头活水来”,而重庆则是连生命的涟漪也已泛不出的一汪死水。而且延安群英荟萃,人才济济,云集着大批民族的精英。像柳亚子诗中所津津乐道的:“杜断房谋劳午夜,江毫丘锦各名家”。这里寄托着中华民族的希望。
通过对延安出思念,诗人一扫情绪的压抑,重又明亮起来,使全诗在节奏明快中结束。全诗基本采用铺叙手法,写得明白如话。▲
或问谏议大夫阳城于愈,可以为有道之士乎哉?学广而闻多,不求闻于人也。行古人之道,居于晋之鄙。晋之鄙人,熏其德而善良者几千人。大臣闻而荐之,天子以为谏议大夫。人皆以为华,阳子不色喜。居于位五年矣,视其德,如在野,彼岂以富贵移易其心哉?
愈应之曰:是《易》所谓恒其德贞,而夫子凶者也。恶得为有道之士乎哉?在《易·蛊》之“上九”云:“不事王侯,高尚其事。”《蹇》之“六二”则曰:“王臣蹇蹇,匪躬之故。”夫亦以所居之时不一,而所蹈之德不同也。若《蛊》之“上九”,居无用之地,而致匪躬之节;以《蹇》之“六二”,在王臣之位,而高不事之心,则冒进之患生,旷官之刺兴。志不可则,而尤不终无也。今阳子在位,不为不久矣;闻天下之得失,不为不熟矣;天子待之,不为不加矣。而未尝一言及于政。视政之得失,若越人视秦人之肥瘠,忽焉不加喜戚于其心。问其官,则曰谏议也;问其禄,则曰下大夫之秩秩也;问其政,则曰我不知也。有道之士,固如是乎哉?且吾闻之:有官守者,不得其职则去;有言责者,不得其言则去。今阳子以为得其言乎哉?得其言而不言,与不得其言而不去,无一可者也。阳子将为禄仕乎?古之人有云:“仕不为贫,而有时乎为贫。”谓禄仕者也。宜乎辞尊而居卑,辞富而居贫,若抱关击柝者可也。盖孔子尝为委吏矣,尝为乘田矣,亦不敢旷其职,必曰“会计当而已矣”,必曰“牛羊遂而已矣”。若阳子之秩禄,不为卑且贫,章章明矣,而如此,其可乎哉?
或曰:否,非若此也。夫阳子恶讪上者,恶为人臣招其君之过而以为名者。故虽谏且议,使人不得而知焉。《书》曰:“尔有嘉谟嘉猷,则人告尔后于内,尔乃顺之于外,曰:斯谟斯猷,惟我后之德”若阳子之用心,亦若此者。愈应之曰:若阳子之用心如此,滋所谓惑者矣。入则谏其君,出不使人知者,大臣宰相者之事,非阳子之所宜行也。夫阳子,本以布衣隐于蓬蒿之下,主上嘉其行谊,擢在此位,官以谏为名,诚宜有以奉其职,使四方后代,知朝廷有直言骨鲠之臣,天子有不僭赏、从谏如流之美。庶岩穴之士,闻而慕之,束带结发,愿进于阙下,而伸其辞说,致吾君于尧舜,熙鸿号于无穷也。若《书》所谓,则大臣宰相之事,非阳子之所宜行也。且阳子之心,将使君人者恶闻其过乎?是启之也。
或曰:阳子之不求闻而人闻之,不求用而君用之。不得已而起。守其道而不变,何子过之深也?愈曰:自古圣人贤士,皆非有求于闻用也。闵其时之不平,人之不义,得其道。不敢独善其身,而必以兼济天下也。孜孜矻矻,死而后已。故禹过家门不入,孔席不暇暖,而墨突不得黔。彼二圣一贤者,岂不知自安佚之为乐哉诚畏天命而悲人穷也。夫天授人以贤圣才能,岂使自有余而已,诚欲以补其不足者也。耳目之于身也,耳司闻而目司见,听其是非,视其险易,然后身得安焉。圣贤者,时人之耳目也;时人者,圣贤之身也。且阳子之不贤,则将役于贤以奉其上矣;若果贤,则固畏天命而闵人穷也。恶得以自暇逸乎哉?
或曰:吾闻君子不欲加诸人,而恶讦以为直者。若吾子之论,直则直矣,无乃伤于德而费于辞乎?好尽言以招人过,国武子之所以见杀于齐也,吾子其亦闻乎?愈曰:君子居其位,则思死其官。未得位,则思修其辞以明其道。我将以明道也,非以为直而加入也。且国武子不能得善人,而好尽言于乱国,是以见杀。《传》曰:“惟善人能受尽言。”谓其闻而能改之也。子告我曰:“阳子可以为有之士也。”今虽不能及已,阳子将不得为善人乎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