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文
落日里寒鸦归巢,一片伤心景色。只有池塘柳树发出嫩绿的新芽显出温柔情景。如果不是眼下亲自感受这离愁别恨的苦楚,根本不会相信这世上真会有人伤心白头。
离肠寸断,泪流难收。怀着相思之情,又一次登上了小红楼。明明知道你我已被山峦所阻隔,可还是不由自主地靠在栏杆上,一直凝望而不能罢休。
注释
鹧鸪天:小令词调,双片五十五字,上片四句三平韵,下片五句三平韵。唐人郑嵎诗“春游鸡鹿塞,家在鹧鸪天”,调名取于此。又名“思佳客”“思越人”“剪朝霞”“骊歌一叠。
晚日:夕阳。
新绿:初春草木显现的嫩绿色。
教:使,令。眼底:眼中,眼睛跟前。
白头:犹白发。形容年老。
情知:深知;明知。
阑干:栏杆。阑。同“栏”。
参考资料:
这首《鹧鸪天》,题下注明“代人赋”,说明词中抒情主人公并非作者自己。这首词是作者代一位妇女而赋的,那位妇女的意中人刚离开她走了,她正处于无限思念、无限悲伤的境地。
“晚日寒鸦”,这是送人归来后的眼中景。“晚日”的余辉染红天际,也染红长亭古道和目之所极的一切,这是空间。夕阳愈来愈淡,夜幕即将降落,这是时间。而她送走的那位意中人,就在这空间、这时间中愈走愈远了。“寒鸦”当“晚日”之时,自然应该寻找栖息之处,大约在绕树啼叫吧。可是那位行人,他此刻孤孤零零地走向何处,又向谁家投宿呢?正因为这样,那本来没有感情的“晚日”和“寒鸦”,在那位女主人公的眼中,就变成“一片愁”了。
这首词,是写别愁离恨的。“愁”与“恨”,乃是全篇的基调。按照一般的构思,接下去仍然要写愁写恨,但作者却并没有这样做,而是跳出窠臼,不再写哀景,而是用清新愉悦的笔触,勾画出一幅乐景:“柳塘新绿却温柔。”把读者引入春意萌动、春情荡漾、温馨柔美的境界。“柳塘”一词,使人想见塘周遍植垂柳;但目前处于什么季节,却无从得知。联系前面的“寒鸦”,便会想到时值严冬,柳叶黄落,塘水冰封乃至完全枯竭,那景象,自然是萧条的。然而诗人却别出心裁,于“柳塘”之后缀以“新绿”,便立刻唤来了春天:塘周柳丝摇金,塘中春波涨绿,已够赏心悦目了;那料到在此基础上,又加上“温柔”一词。相对于严冬而言,初春的水显得“温”,所谓“春江水暖鸭先知”。但说它“温柔”,这就不仅表现了抒情主人公的感觉,而且表现了她的感情。这感情异常微妙,耐人寻味。那一塘春水,既倒映着天光云影和四周的垂柳,又浮游着对对鸳鸯或其他水禽。抒情主人公看到这一切,就自然感到“温柔”,从而也联想到她与意中人欢聚之时是何等的“温柔”了。
“晚日寒鸦”与“柳塘新绿”,是送走行人之后相继入目的两种景象。不难想见,这是乍暖还寒的初春。前者就离别说,故“日”而曰“晚”,“鸦”而曰“寒”,引起的内心感受是“一片愁”。后者就相聚的回忆与展望说,故春景宛然,春意盎然,引起的内心感受是无限“温柔”。
这首词真可谓“工于发端”。开头两句展现的两种景象、两种感受、两种感情所体现的复杂的心理活动,使抒情主人公神态毕现,因而以下文字,即从她的肺腑中流出。“柳塘新绿”,春光明丽,倘能与意中人象鸳鸯那样双双戏水,永不分离,便青春永驻,不会白头。而事实上,意中人却在“晚日”将沉、“寒鸦”归巢之时走向天涯,如果信手拈来,“相思令人老”那句古诗,正可以作为此时心情的写照。然而文学是一种创作,贵在独创。“若教眼底无离恨,不信人间有白头”两句就是创新,表现心绪低回宛转,笔致可谓摇曳生姿。“无离恨”是假设,不“白头”是假设变成事实之后希望出现的结果。可如今假设未能成立,“白头”已是必然,于是下片紧承“离恨”、“白头”,以“肠已断,泪难收”开头,尽情吐露,略无含蓄。当感情如洪水暴发,冲决一切堤防的时候,是不可能含蓄、因为也用不着含蓄的。
“肠已断,泪难收,相思重上小红楼。”离肠寸断,泪流难止。怀着相思之情,又一次登上了小红楼。美人送走意中人之后,一次又一次地爬上小楼遥望。开始时望得见的,后来就只见晚日寒鸦,望不见人影了。因为十分相思,望不见人影还要望,所以重上小红楼,幻想着心上人可能仍在楼上。“相思重上小红楼”一句,妙在一个“重”字。女主人公送走意中人之后,一次又一次地爬上小楼遥望。开始是望得见的,后来就只见“晚日寒鸦”,望不见人影了。由于十分相思的缘故,望不见人影,还要望,因而“重上小红楼”。
“情知已被山遮断,频倚阑干不自由。”明明知道乱山无数,遮断了远方的天空,可还是不由自主地靠在栏杆上,一直凝望。词的最后一句进一步表现美人的痴情。美人知道,视线已被青山遮断,已经看不到心上人,然而对情人的思念使自己不能自主地一而再、再而三地去倚靠着楼上的阑干远望。欧阳修《踏莎行》下片云:“寸寸柔肠,盈盈粉泪,楼高莫近危栏倚。平芜尽处是春山,行人更在春山外。”写行人愈行愈远,故女主人公不忍继续远望。辛词则写行人已在山外,而女主人却频频倚栏远望,无法控制自己。表现不同个性、不同心态,各极其妙。
辛弃疾的《鹧鸪天·代人赋》这首词表面上虽然是“代人赋”,但是实际上词人是在写自己的理想得不到实现。因为,在中国古代诗词中,一直有用香草美人寄托理想的传统。表面是在写美人相思的苦闷,寄托的是词人辛弃疾无法实现的政治理想。《鹧鸪天·代人赋》在风格上也比较特别,是豪放派词人辛弃疾的一首优美婉约词。
参考资料:
“晚日寒鸦”,这是送人归来后的眼中景。“晚日”的余辉染红天际,也染红长亭古道和目之所极的一切,这是空间。夕阳愈来愈淡,夜幕即将降落,这是时间。而她送走的那位意中人,就在这空间、这时间中愈走愈远了
“柳塘”之后缀以“新绿”,便立刻为我们唤来了春天:塘周柳丝摇金,塘中春波涨绿,已够赏心悦目了;那料到在此基础上,又加上“温柔”一词。相对于严冬而言,初春的水显得“温”,所谓“春江水暖鸭先知”。但说它“温柔”,这就不仅表现了抒情主人公的感觉,而且表现了她的感情。这感情异常微妙,耐人寻味。凭借我们的经验:那一塘春水,既倒映着天光云影和四周的垂柳,又浮游着对对鸳鸯或其他水禽。抒情主人公看到这一切,就自然感到“温柔”,从而也联想到她与意中人欢聚之时是何等的“温柔”了。
“柳塘新绿”,春光明丽,倘能与意中人象鸳鸯那样双双戏水,永不分离,便青春永驻,不会白头。
“若教眼底无离恨,不信人间有白头。”心绪何等低回宛转,笔致何等摇曳生姿!“无离恨”是假设,不“白头”是假设变成事实之后希望出现的结果。可如今呢?假设未能成立,“白头”已是必然,于是下片紧承“离恨”、“白头”,以“肠已断,泪难收”开头,尽情吐露,略无含蓄。当感情如洪水暴发,冲决一切堤防的时候,是不可能含蓄、因为也用不着含蓄的。
“相思重上小红楼”一句,妙在一个“重”字。女主人公送走意中人之后,一次又一次地爬上小楼遥望。开始是望得见的,后来就只见“晚日寒鸦”,望不见人影了。由于十分相思的缘故,望不见人影,还要望,因而“重上小红楼”。晚日寒鸦一片愁,柳塘新绿却温柔。若教眼底无离恨,不信人间有白头。
肠已断,泪难收,相思重上小红楼。情知已被山遮断,频倚栏干不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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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资料:
辛弃疾(1140年5月28日-1207年10月3日),原字坦夫,后改字幼安,中年后别号稼轩,山东东路济南府历城县(今山东省济南市历城区)人。南宋官员、将领、文学家,豪放派词人,有“词中之龙”之称。与苏轼合称“苏辛”,与李清照并称“济南二安”。辛弃疾出生时,中原已为金兵所占。21岁参加抗金义军,不久归南宋。历任湖北、江西、湖南、福建、浙东安抚使等职。一生力主抗金。曾上《美芹十论》与《九议》,条陈战守之策。其词抒写力图恢复国家统一的爱国热情,倾诉壮志难酬的悲愤,对当时执政者的屈辱求和颇多谴责;也有不少吟咏祖国河山的作品。题材广阔又善化用前人典故入词,风格沉雄豪迈又不乏细腻柔媚之处。由于辛弃疾的抗金主张与当政的主和派政见不合,后被弹劾落职,退隐江西带湖。
太史公曰:“先人有言:‘自周公卒五百岁而有孔子。孔子卒后至于今五百岁,有能绍明世、正《易传》,继《春秋》、本《诗》、《书》、《礼》、《乐》之际?’”意在斯乎!意在斯乎!小子何敢让焉!
上大夫壶遂曰:“昔孔子何为而作《春秋》哉”?太史公曰:“余闻董生曰:‘周道衰废,孔子为鲁司寇,诸侯害子,大夫雍之。孔子知言之不用,道之不行也,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以为天下仪表,贬天子,退诸侯,讨大夫,以达王事而已矣。’子曰:‘我欲载之空言,不如见之于行事之深切著明也。’夫《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纪,别嫌疑,明是非,定犹豫,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存亡国,继绝世,补弊起废,王道之大者也。《易》著天地、阴阳、四时、五行,故长于变;《礼》经纪人伦,故长于行;《书》记先王之事,故长于政;《诗》记山川、溪谷、禽兽、草木、牝牡、雌雄,故长于风;《乐》乐所以立,故长于和;《春秋》辨是非,故长于治人。是故《礼》以节人,《乐》以发和,《书》以道事,《诗》以达意,《易》以道化,《春秋》以道义。拨乱世反之正,莫近于《春秋》。《春秋》文成数万,其指数千。万物之散聚皆在《春秋》。《春秋》之中,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胜数。察其所以,皆失其本已。故《易》曰‘失之毫厘,差之千里。’故曰‘臣弑君,子弑父,非一旦一夕之故也,其渐久矣’。故有国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前有谗而弗见,后有贼而不知。为人臣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守经事而不知其宜,遭变事而不知其权。为人君父而不通于《春秋》之义者,必蒙首恶之名。为人臣子而不通于《春秋》之义者,必陷篡弑之诛,死罪之名。其实皆以为善,为之不知其义,被之空言而不敢辞。夫不通礼义之旨,至于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夫君不君则犯,臣不臣则诛,父不父则无道,子不子则不孝。此四行者,天下之大过也。以天下之大过予之,则受而弗敢辞。故《春秋》者,礼义之大宗也。夫礼禁未然之前,法施已然之后;法之所为用者易见,而礼之所为禁者难知。”
壶遂曰:“孔子之时,上无明君,下不得任用,故作《春秋》,垂空文以断礼义,当一王之法。今夫子上遇明天子,下得守职,万事既具,咸各序其宜,夫子所论,欲以何明?”
太史公曰:“唯唯,否否,不然。余闻之先人曰:‘伏羲至纯厚,作《易》八卦。尧舜之盛,《尚书》载之,礼乐作焉。汤武之隆,诗人歌之。《春秋》采善贬恶,推三代之德,褒周室,非独刺讥而已也。’汉兴以来,至明天子,获符瑞,封禅,改正朔,易服色,受命于穆清,泽流罔极,海外殊俗,重译款塞,请来献见者不可胜道。臣下百官力诵圣德,犹不能宣尽其意。且士贤能而不用,有国者之耻;主上明圣而德不布闻,有司之过也。且余尝掌其官,废明圣盛德不载,灭功臣世家贤大夫之业不述,堕先人所言,罪莫大焉。余所谓述故事,整齐其世传,非所谓作也,而君比之于《春秋》,谬矣。”
于是论次其文。七年而太史公遭李陵之祸,幽于缧绁。乃喟然而叹曰:“是余之罪也夫。是余之罪也夫!身毁不用矣!”退而深惟曰:“夫《诗》、《书》隐约者,欲遂其志之思也。昔西伯拘羑里,演《周易》;孔子厄陈、蔡,作《春秋》;屈原放逐,著《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而论兵法;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也,故述往事,思来者。”于是卒述陶唐以来,至于麟止,自黄帝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