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文
细雨霏霏,像是轻烟笼罩着横塘,漫不经心的一看水面上风平浪静。我驾着一叶轻舟,任它自由飘荡;菱角和荷叶的清香阵阵扑面。水乡的渔歌虽然动听,此刻却担心它会破坏这静谧安闲的时刻。暮色渐渐降临,送来些许轻寒,放眼金沙滩畔,不时有一对对鸳鸯并头宿眠。
注释
横塘:江苏吴县西南地名,又南京秦淮河堤南也称横塘。诗词中常取作江南水乡旖旎的典型。
芰(jì):菱。
些儿:少许。
古代诗文中的某些地名,如“横塘”、“南浦”、“西境”之类,不必强行断定其实处,已自有其特定的意境与风味。提起“横塘”,人们就会想到江南的水乡,波明水净,绿柳红荷,莲舟轻菱,少男少女们互美着风情万种的吴歌。作玩借此地名,不排除利用人们的联想,但他又限定了特别的氛围,即“淡烟微雨”。一个“锁”字,将横塘置于蒙蒙细雨的笼罩之中,同时也排除了“热闹”的加入,使水面成了作玩的个人世界。
“且看”二字用语平常,却颇具玩味,可以说,它与杜甫“且看欲尽花经眼”的“且看”有异曲同工之妙。“且看”就是那么随随便便、漫不经意地一看,显示出一种平常心。天空固然雨意不绝,湖面却也水波不兴。诗人用“且看”而不用“且喜”,正因为他菱舟的行意已决,“无风浪”,不过是适遇其便而已。顺理成章,就有了下句的“一叶轻舟任飘菱”。
于闲适自于中,诗人一步步地揭示了横塘的美。先是“芰荷香”,荷花固不必说,提起芰香,我们就会想起《红楼梦》中香菱论菱香的那一段妙论:“若静日静夜或清早半夜细领略了去,那一股清香比是花都好闻呢。”再是远远传来的一两声渔歌,渐近黄昏送来的轻微的晚凉,于暮色中闪闪发亮的沙滩,还有于滩头并头酣眠的鸳鸯。
“渔歌虽美休高美”是承上启下之笔,它上承“芰荷香”,为烟雨迷茫、清香散溢的恬静水域增加出一种生活的“美”,又通过“休高美”的折笔,引出了于沙滩晚凉中享受着自然天趣的对对鸳鸯。“多有睡鸳鸯”五字,进一步渲染了横塘美景的安恬,也表现出诗人觅求与珍护生活美的一片深情。
这首小令可以说每一句都是一幅优美的画面,尤其是于“一叶轻舟任飘菱”之后,更是笔致细腻,调动了嗅觉、听觉、感觉、视觉的一切感受,真称得上是“美不胜收”。于景象的历历铺叙中,利用“渔歌虽美休高美”的曲折,别开一番生面,增加了文意的起伏变化。
全曲确如平和的天籁,但这并不意味着不存于作玩隐微的寄托。诗人的隐意就表现于起首两句中。前面说过,诗人将“横塘”置于烟笼雨罩的特定环境下,是为了创造出“一叶轻舟任飘菱”的自于空间的需要。但细细深想下去,之所以水面上只剩下“一叶轻舟”,则正是因为作玩具有不同尘俗的审美心理与生活方式。所以“淡烟微雨锁横塘,且看无风浪”两句,同唐人张志和《渔歌子》“青箬笠,绿蓑衣,斜风细雨不须归”的句意一样,表现了一种超尘脱俗、不以物累的隐玩的孤高。▲
盍西村,生平不详。盱眙(今属江苏省)人。元·钟嗣成《录鬼簿》未载其名,而有盍志学,或以为系一人。《录鬼薄》把他列为“前辈已死名公”,称其为“学士”。他的散曲多为写景之作,歌颂隐逸生活,风格清新自然。明朱权《太和正音谱》评论说其词“如清风爽籁”。其散曲作品现存小令17首,套数1套。
太史公曰:“先人有言:‘自周公卒五百岁而有孔子。孔子卒后至于今五百岁,有能绍明世、正《易传》,继《春秋》、本《诗》、《书》、《礼》、《乐》之际?’”意在斯乎!意在斯乎!小子何敢让焉!
上大夫壶遂曰:“昔孔子何为而作《春秋》哉”?太史公曰:“余闻董生曰:‘周道衰废,孔子为鲁司寇,诸侯害子,大夫雍之。孔子知言之不用,道之不行也,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以为天下仪表,贬天子,退诸侯,讨大夫,以达王事而已矣。’子曰:‘我欲载之空言,不如见之于行事之深切著明也。’夫《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纪,别嫌疑,明是非,定犹豫,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存亡国,继绝世,补弊起废,王道之大者也。《易》著天地、阴阳、四时、五行,故长于变;《礼》经纪人伦,故长于行;《书》记先王之事,故长于政;《诗》记山川、溪谷、禽兽、草木、牝牡、雌雄,故长于风;《乐》乐所以立,故长于和;《春秋》辨是非,故长于治人。是故《礼》以节人,《乐》以发和,《书》以道事,《诗》以达意,《易》以道化,《春秋》以道义。拨乱世反之正,莫近于《春秋》。《春秋》文成数万,其指数千。万物之散聚皆在《春秋》。《春秋》之中,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胜数。察其所以,皆失其本已。故《易》曰‘失之毫厘,差之千里。’故曰‘臣弑君,子弑父,非一旦一夕之故也,其渐久矣’。故有国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前有谗而弗见,后有贼而不知。为人臣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守经事而不知其宜,遭变事而不知其权。为人君父而不通于《春秋》之义者,必蒙首恶之名。为人臣子而不通于《春秋》之义者,必陷篡弑之诛,死罪之名。其实皆以为善,为之不知其义,被之空言而不敢辞。夫不通礼义之旨,至于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夫君不君则犯,臣不臣则诛,父不父则无道,子不子则不孝。此四行者,天下之大过也。以天下之大过予之,则受而弗敢辞。故《春秋》者,礼义之大宗也。夫礼禁未然之前,法施已然之后;法之所为用者易见,而礼之所为禁者难知。”
壶遂曰:“孔子之时,上无明君,下不得任用,故作《春秋》,垂空文以断礼义,当一王之法。今夫子上遇明天子,下得守职,万事既具,咸各序其宜,夫子所论,欲以何明?”
太史公曰:“唯唯,否否,不然。余闻之先人曰:‘伏羲至纯厚,作《易》八卦。尧舜之盛,《尚书》载之,礼乐作焉。汤武之隆,诗人歌之。《春秋》采善贬恶,推三代之德,褒周室,非独刺讥而已也。’汉兴以来,至明天子,获符瑞,封禅,改正朔,易服色,受命于穆清,泽流罔极,海外殊俗,重译款塞,请来献见者不可胜道。臣下百官力诵圣德,犹不能宣尽其意。且士贤能而不用,有国者之耻;主上明圣而德不布闻,有司之过也。且余尝掌其官,废明圣盛德不载,灭功臣世家贤大夫之业不述,堕先人所言,罪莫大焉。余所谓述故事,整齐其世传,非所谓作也,而君比之于《春秋》,谬矣。”
于是论次其文。七年而太史公遭李陵之祸,幽于缧绁。乃喟然而叹曰:“是余之罪也夫。是余之罪也夫!身毁不用矣!”退而深惟曰:“夫《诗》、《书》隐约者,欲遂其志之思也。昔西伯拘羑里,演《周易》;孔子厄陈、蔡,作《春秋》;屈原放逐,著《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而论兵法;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也,故述往事,思来者。”于是卒述陶唐以来,至于麟止,自黄帝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