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文
相见为何太晚,而离别又为何如此匆匆。是离别难相见也难,再见无确期。
离去该怎样离去,留下又该怎样留下。是留下难离去也难,此时怎么办。
注释
上片的“如何”:犹言“为何”。
暮:迟;晚
遽(jù):急,仓猝。
难凭据:无把握,无确期。
下片的‘如何’:犹言怎样
难分付:宋人口语,犹言不好办。
“见也如何暮。”起句即叹相见恨晚。“也”字,如闻叹惋之声。相见为何太晚呵!主人公是个中人,见也如何暮,其故自知,知而故叹,此正无理而妙。从此一声发自肺腑的叹恨,已足见其情意之重,相爱之挚矣。但亦见得其心情之枨触。此为何故?“别也如何遽。”又是一声长叹:相别又为何太匆忙呵!原来,主人公眼下正当离别。此句中如何,亦作为何解。叹恨为何仓促相别,则两人忘形尔汝,竟不觉光阴荏苒,转眼就要相别之情景,可不言而喻。
上句是言过去,此句正言现在。“别也应难见也难”,则是把过去之相见、现在之相别一笔挽合,并且暗示着将来难以重逢。相见则喜,相别则悲,其情本异。相见时难,相别亦难,此情则又相同。两用难字,挽合甚好,语意精辟。不过,相别之难,只缘两情之难舍难分,相见之难,则为的是人事错迕之不利。两用难字,意蕴不同,耐人寻味。
见也难之见字,一语双关,亦须体味。见,既指初见,也指重见,观上下文可知。初见诚为不易——“见也如何暮”。重见更为艰难——“后会无凭据”。后会无凭,关合起句“见也如何暮”,及上句“见也难”之语,可知此一爱情实有其终难如愿以偿的一番苦衷隐痛。主人公情好如此,而终难如愿以偿,其原因不在主观而在客观方面,也可想而知。
事实上,虽说是愿天下有情人终成了眷属,可是毕竟是此事古难全呵。上片叹恨相见何晚,是言过去,又叹相别何遽,是言现在,再叹后会无凭,则是言将来。在此一片叹惋声中,已道尽此一爱情过去现在未来之全部矣。且看词人他下片如何写。
“去也如何去,住也如何住”,写行人临去时心下犹豫。行人去也,可是又怎样去得了、舍得走呵!可是要“住”,即留下不去呢,情势所迫,又怎么能够?正是“住也应难去也难”。此句与上片同位句句法相同,亦是挽合之笔。句中两用难字,意蕴相同。而“别也应难见也难”之两用难字,则所指不同。此皆须细心体味。写临别之情,此已至其极。
然而,结句仍写此情,加倍写之,笔力始终不懈。“此际难分付。”此际正谓当下临别之际。分付训发落,宋人口语。难分付,犹言不好办。多情自古伤离别,而临别之际最伤心。此时此刻,唯有徒唤奈何而已。词情在高潮,戛然而止,余音却在绕梁,三日不绝!▲
此词在艺术上富于创新。其构思、结构、语言、声情皆可称道。先论其构思。一般离别之作,皆借助情景交炼,描写离别场景,刻画人物形象,以烘托、渲染离情。此词却跳出常态,另辟蹊径,既不描写景象,也不刻画人物形象,而是直凑单微,托出离人心态。如此则人物情景种种,读者皆可于言外想象得之。
此词以“见”、“别”、“去”、“住”四字为纲领,反复回吟聚短离长、欲留不得的怅惘。前后上下仅更动一两字,拙中见巧,确是言情妙品。可知诗文不必求花描,情之所至,口边语亦自佳。
在中国文学中,意内言外含蓄之美,并非限于比兴写景,也可见诸赋笔抒情,此词即是一证。次论其结构。《卜算子》词调上下片句拍匀称一致,此词充分利用了这一特点营造其抒情结构。上下片句法完全一样,全幅结构结态便具有对仗严谨之美。但上片是总写相见、相别、后会无凭,把过去现在将来概括一尽,下片则全力以赴写临别,突出最使离人难以为怀的一瞬,使全曲终于高潮,便又在整齐对应中显出变化灵活之妙。
再论其语言。此词语言纯然口语,明白如话,读上来便如闻其声,如见其人。尤其词中四用如何,五用难字,八用也字,兼以分付结尾,真是将情人临别伤心惶惑无可奈何万般难堪之情,表现得淋漓尽致。▲
石孝友,南宋词人,字次仲,江西南昌人。生卒年不详。宋孝宗乾道二年(1166)进士。填词常用俚俗之语,状写男女情爱。仕途不顺,不羡富贵,隐居于丘壑之间。 石孝友著有《金谷遗音》,《直斋书录解题》著录一卷,明《唐宋名贤百家词》本作《金谷词》,不分卷。有明汲古阁《宋六十名家词》本、《四部备要》排印本。《全宋词》据毛□校汲古阁本收录。
太史公曰:“先人有言:‘自周公卒五百岁而有孔子。孔子卒后至于今五百岁,有能绍明世、正《易传》,继《春秋》、本《诗》、《书》、《礼》、《乐》之际?’”意在斯乎!意在斯乎!小子何敢让焉!
上大夫壶遂曰:“昔孔子何为而作《春秋》哉”?太史公曰:“余闻董生曰:‘周道衰废,孔子为鲁司寇,诸侯害子,大夫雍之。孔子知言之不用,道之不行也,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以为天下仪表,贬天子,退诸侯,讨大夫,以达王事而已矣。’子曰:‘我欲载之空言,不如见之于行事之深切著明也。’夫《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纪,别嫌疑,明是非,定犹豫,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存亡国,继绝世,补弊起废,王道之大者也。《易》著天地、阴阳、四时、五行,故长于变;《礼》经纪人伦,故长于行;《书》记先王之事,故长于政;《诗》记山川、溪谷、禽兽、草木、牝牡、雌雄,故长于风;《乐》乐所以立,故长于和;《春秋》辨是非,故长于治人。是故《礼》以节人,《乐》以发和,《书》以道事,《诗》以达意,《易》以道化,《春秋》以道义。拨乱世反之正,莫近于《春秋》。《春秋》文成数万,其指数千。万物之散聚皆在《春秋》。《春秋》之中,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胜数。察其所以,皆失其本已。故《易》曰‘失之毫厘,差之千里。’故曰‘臣弑君,子弑父,非一旦一夕之故也,其渐久矣’。故有国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前有谗而弗见,后有贼而不知。为人臣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守经事而不知其宜,遭变事而不知其权。为人君父而不通于《春秋》之义者,必蒙首恶之名。为人臣子而不通于《春秋》之义者,必陷篡弑之诛,死罪之名。其实皆以为善,为之不知其义,被之空言而不敢辞。夫不通礼义之旨,至于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夫君不君则犯,臣不臣则诛,父不父则无道,子不子则不孝。此四行者,天下之大过也。以天下之大过予之,则受而弗敢辞。故《春秋》者,礼义之大宗也。夫礼禁未然之前,法施已然之后;法之所为用者易见,而礼之所为禁者难知。”
壶遂曰:“孔子之时,上无明君,下不得任用,故作《春秋》,垂空文以断礼义,当一王之法。今夫子上遇明天子,下得守职,万事既具,咸各序其宜,夫子所论,欲以何明?”
太史公曰:“唯唯,否否,不然。余闻之先人曰:‘伏羲至纯厚,作《易》八卦。尧舜之盛,《尚书》载之,礼乐作焉。汤武之隆,诗人歌之。《春秋》采善贬恶,推三代之德,褒周室,非独刺讥而已也。’汉兴以来,至明天子,获符瑞,封禅,改正朔,易服色,受命于穆清,泽流罔极,海外殊俗,重译款塞,请来献见者不可胜道。臣下百官力诵圣德,犹不能宣尽其意。且士贤能而不用,有国者之耻;主上明圣而德不布闻,有司之过也。且余尝掌其官,废明圣盛德不载,灭功臣世家贤大夫之业不述,堕先人所言,罪莫大焉。余所谓述故事,整齐其世传,非所谓作也,而君比之于《春秋》,谬矣。”
于是论次其文。七年而太史公遭李陵之祸,幽于缧绁。乃喟然而叹曰:“是余之罪也夫。是余之罪也夫!身毁不用矣!”退而深惟曰:“夫《诗》、《书》隐约者,欲遂其志之思也。昔西伯拘羑里,演《周易》;孔子厄陈、蔡,作《春秋》;屈原放逐,著《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而论兵法;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也,故述往事,思来者。”于是卒述陶唐以来,至于麟止,自黄帝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