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粟园后,有莲池二十余亩,临水有园,楮树丛生焉。予欲置一亭纳凉,或劝予:“此不材木也,宜伐之,而种松柏。”予曰:“松柏成阴最迟,予安能待。”或曰:“种桃李。”予曰:“桃李成荫,亦须四五年,道人之迹如游云。安可枳之一处?予期目前可作庇阴者耳。楮虽不材,不同商丘之木,嗅之狂醒三日不已者,盖亦界于材与不材之间者也。以为材,则不中梁栋枅栌之用;以为不材,则皮可为纸,子可为药,可以染绘,可以颒面,其用亦甚夥。昔子瞻作《宥老楮诗》,盖亦有取于此。”
今年夏,酷暑,前堂如炙,至此地则水风泠泠袭人,而楮叶皆如掌大,其阴甚浓,遮樾一台。植竹为亭,盖以箬,即曦色不至,并可避雨。日西,骄阳隐蔽层林,啼鸟沸叶中,沉沉有若深山。数日以来,此树遂如饮食衣服,不可暂废,深有当于予心。自念设有他树,犹当改植此,而况已森森如是,岂惟宥之哉?且将九锡之矣,遂取之以名吾亭。
译文
金粟园后面,有一个二十多亩的莲池,靠近水的地方有一个园子,楮树生长得很茂盛。我想在那里建一个小亭子以供纳凉,有人劝我说:“楮树不是一种有材用的树,最好把它砍去,种上松柏。”我说:“松柏长得很慢,需要很久才会有阴凉,我怎能等得了?”又有人建议说:“种上桃李。”我回答说:“桃李成荫,也需要等四五年,道人云游四海,像云一样游走,怎能滞留于一处呢?我需要的是现在可以用来乘凉的。楮树虽然不能有大材用,但也不像商丘的树木,闻了之后让人狂醉三天而不能自己,也介于有材用和无材用之间。如果认为它有材用,它却不能用来作为顶梁柱。如果认为它无材用,它的皮却可以做纸,结的果实可以用药,也可染丝织品,可以洗脸,用处还是很多的。以前苏轼作《宥老楮诗》,大概也是来源于此种说法。
今年的夏天,天气非常炎热,待在前面的堂屋就像火烤一样,到了这个地方却清风送爽,凉快无比,而且楮树叶都有手掌那样大小,树荫很密很大,整个亭台都在树荫之下。在亭子周围种上竹子,亭子上盖上箬叶,阳光就遮住了,还可以避雨。太阳西移,隐藏于茂密的树林,枝叶间小鸟因为热而鸣叫着,沉闷的气氛就像是在深山老林里一样。这些日子以来,在楮树下纳凉就像穿衣吃饭,未曾有一天停息,甚是合乎我的心意。自己思量种植别的树木,还是应当种植楮树,而且到了现在,楮树已经长得繁盛茂密,难道不应该感谢它吗?那么就用最高的殊荣对待它,所以以之为我这座亭子的名字。
注释
金粟:桂花的别名。因其色黄如金,花小如粟,故称。
楮树:落叶乔木。皮可制纸。
或:有人。
不材:不成材,无用。
道人:炼丹服药、修道求仙之士。
迹:形迹。
枳:阻塞。
期:希望,企求。庇阴:遮蔽。
商丘之木:见于《庄子·人间世》:“南伯子綦游乎商之丘,见大木焉,有异……嗅之,则使人狂醒三日而不已。”狂醒:极清醒。
枅(jī)栌(lú):柱上方木。
颒(huì)面:洗脸。
夥(huǒ):众多。
“昔子瞻作”二句:苏轼《宥老楮诗》中有句:“静言求其用,略数得五六。肤为蔡侯纸,子入桐君录。黄缯练成素。黝面颒作玉。灌洒烝生菌,腐余光吐烛。”宥,宽恕,赦免。静言,仔细地。蔡侯:指发明造纸的蔡伦。桐君:传说为黄帝时医师。曾采药于今浙江桐庐东山,结庐桐树下。人问其姓名,则指桐树示意。遂被称为桐君。烝,指气体上升。腐余,腐朽废弃之物。
前堂:前面的正房。炙:烤。
遮樾(yuè):指树荫遮蔽。樾,树荫。
植:直立。
箬(ruò):竹笋外壳。
曦(xī)色:指阳光。
沸:喧嚣。
沉沉:形容寂静无声或声音悠远隐约。
废:抛弃,废弃。
有当:适合,合宜。
森森:树木繁密的样子。
九锡:古代天子赐给诸侯、大臣的九种器物,是一种最高礼遇。▲
袁中道在万历三十八年(1610)夏天,和二哥袁宏道从北京回到荆州府城江陵(今属湖北),同在沙头(今属湖北,当时属江陵管辖)居住。他在沙头买得一座旧园,定名金粟园。其间修建了楮亭,并作此记。
袁中道的一生仕途不顺,命运多舛,但其兼济天下的热情始终未减,《楮亭记》即是这样一篇论及作者处世哲学的小品文。
在第一段中,作者先提及自己欲在园中置一凉亭,然后通过问答的形式,驳斥了有人建议砍掉园中的楮树、改种松柏的建议。在问答之中,作者巧妙地赞誉了楮树的优点,并自然地引出了后文要论及的重点,也就是“材与不材”的问题。楮树“皮可为纸,子可为药,可以染绘,可以颒面”,却又“不中梁栋枅栌之用”。正因它不成材,所以不会被匠人看中;又因它有材,所以作者也不会移走它。作者认为正是因为楮树处于材与不材之间,所以才能够得以保全。
在第二段中,作者写了一段夏天的经历。酷暑时节“前堂如炙”,楮树丛生的地方却“水风泠泠袭人”。“其阴甚浓,植竹为亭,隐蔽层林,啼鸟沸叶”,在灼热和清凉的强烈对比中,楮亭俨然成了一间天然的凉亭。这段诗情画意的描绘,既点明了楮亭命名的由来,又将作者对楮树的感情熔铸了进去,情景交融,极富情趣。最后,作者对介于“材与不材之间”的楮树赐以“九锡”,这就不单单是在赞誉楮树,而是在借题发挥,宣扬作者的处世哲学。仔细回味文中那介于“材与不材之间”的楮树,子瞻作诗取之,作者也称其“深当予心”,甚至说道“设有他树,犹当改而植此”,想必读者也会对作者为楮树“名为不材实为佳木”的翻案之议大加赞赏,可以说,全文最后“赐以九锡”的点睛之笔为这篇记加入了深厚的内涵。木之用,不在栋梁;人之才,不唯伟业。作者将“九锡”这种中国古代皇帝赐给有殊勋者的礼器赐予楮树,是将树的灵魂与自己的人生信条合而为一了。
袁中道一生以自适为宗,却又被功名所牵绊。他的人生旅程既饱含着心酸的失意,也充满着对成功的期待。他的一生时时发出归隐山林的慨叹,却又无奈多次出山应对世缘。仕途的坎坷曲折,父兄的溘然离世,种种的一切,让他的心灵常常逃往山水之间。《楮亭记》一文的语言清新隽永,本色自然,既不乏清静悠闲的雅士生活的描绘,文字深处又饱含着一份失意和惆怅。楮非不材,人也必定不完全以功名论英雄,从袁中道的这份笔力深处的灼见和感喟,看来他一定是在材之辨的论说中寻求到了自己的精神高地和心灵安慰。▲
屈原者,名平,楚之同姓也。为楚怀王左徒。博闻强志,明于治乱,娴于辞令。入则与王图议国事,以出号令;出则接遇宾客,应对诸侯。王甚任之。
上官大夫与之同列,争宠而心害其能。怀王使屈原造为宪令,屈平属草稿未定。上官大夫见而欲夺之,屈平不与,因谗之曰:“王使屈平为令,众莫不知。每一令出,平伐其功,曰以为‘非我莫能为也。’”王怒而疏屈平。
屈平疾王听之不聪也,谗谄之蔽明也,邪曲之害公也,方正之不容也,故忧愁幽思而作《离骚》。“离骚”者,犹离忧也。夫天者,人之始也;父母者,人之本也。人穷则反本,故劳苦倦极,未尝不呼天也;疾痛惨怛,未尝不呼父母也。屈平正道直行,竭忠尽智,以事其君,谗人间之,可谓穷矣。信而见疑,忠而被谤,能无怨乎?屈平之作《离骚》,盖自怨生也。《国风》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诽而不乱。若《离骚》者,可谓兼之矣。上称帝喾,下道齐桓,中述汤、武,以刺世事。明道德之广崇,治乱之条贯,靡不毕见。其文约,其辞微,其志洁,其行廉。其称文小而其指极大,举类迩而见义远。其志洁,故其称物芳;其行廉,故死而不容。自疏濯淖污泥之中,蝉蜕于浊秽,以浮游尘埃之外,不获世之滋垢,皭然泥而不滓者也。推此志也,虽与日月争光可也。
屈原既绌。其后秦欲伐齐,齐与楚从亲,惠王患之。乃令张仪佯去秦,厚币委质事楚,曰:“秦甚憎齐,齐与楚从亲,楚诚能绝齐,秦愿献商、於之地六百里。”楚怀王贪而信张仪,遂绝齐,使使如秦受地。张仪诈之曰:“仪与王约六里,不闻六百里。”楚使怒去,归告怀王。怀王怒,大兴师伐秦。秦发兵击之,大破楚师于丹、淅,斩首八万,虏楚将屈匄,遂取楚之汉中地。怀王乃悉发国中兵,以深入击秦,战于蓝田。魏闻之,袭楚至邓。楚兵惧,自秦归。而齐竟怒,不救楚,楚大困。明年,秦割汉中地与楚以和。楚王曰:“不愿得地,愿得张仪而甘心焉。”张仪闻,乃曰:“以一仪而当汉中地,臣请往如楚。”如楚,又因厚币用事者臣靳尚,而设诡辩于怀王之宠姬郑袖。怀王竟听郑袖,复释去张仪。是时屈原既疏,不复在位,使于齐,顾反,谏怀王曰:“何不杀张仪?”怀王悔,追张仪,不及。
其后,诸侯共击楚,大破之,杀其将唐眜。时秦昭王与楚婚,欲与怀王会。怀王欲行,屈平曰:“秦,虎狼之国,不可信,不如毋行。”怀王稚子子兰劝王行:“奈何绝秦欢!”怀王卒行。入武关,秦伏兵绝其后,因留怀王,以求割地。怀王怒,不听。亡走赵,赵不内。复之秦,竟死于秦而归葬。
长子顷襄王立,以其弟子兰为令尹。楚人既咎子兰以劝怀王入秦而不反也。屈平既嫉之,虽放流,眷顾楚国,系心怀王,不忘欲反。冀幸君之一悟,俗之一改也。其存君兴国,而欲反复之,一篇之中,三致志焉。然终无可奈何,故不可以反。卒以此见怀王之终不悟也。
人君无愚智贤不肖,莫不欲求忠以自为,举贤以自佐。然亡国破家相随属,而圣君治国累世而不见者,其所谓忠者不忠,而所谓贤者不贤也。怀王以不知忠臣之分,故内惑于郑袖,外欺于张仪,疏屈平而信上官大夫、令尹子兰,兵挫地削,亡其六郡,身客死于秦,为天下笑,此不知人之祸也。《易》曰:“井渫不食,为我心恻,可以汲。王明,并受其福。”王之不明,岂足福哉!令尹子兰闻之,大怒。卒使上官大夫短屈原于顷襄王。顷襄王怒而迁之。屈原至于江滨,被发行吟泽畔,颜色憔悴,形容枯槁。渔父见而问之曰:“子非三闾大夫欤?何故而至此?”屈原曰:“举世皆浊而我独清,众人皆醉而我独醒,是以见放。”渔父曰:“夫圣人者,不凝滞于物,而能与世推移。举世皆浊,何不随其流而扬其波?众人皆醉,何不哺其糟而啜其醨?何故怀瑾握瑜,而自令见放为?”屈原曰:“吾闻之,新沐者必弹冠,新浴者必振衣。人又谁能以身之察察,受物之汶汶者乎?宁赴常流而葬乎江鱼腹中耳。又安能以皓皓之白,而蒙世之温蠖乎?”乃作《怀沙》之赋。于是怀石,遂自投汨罗以死。
屈原既死之后,楚有宋玉、唐勒、景差之徒者,皆好辞而以赋见称。然皆祖屈原之从容辞令,终莫敢直谏。其后楚日以削,数十年竟为秦所灭。自屈原沉汨罗后百有馀年,汉有贾生,为长沙王太傅。过湘水,投书以吊屈原。
太史公曰:“余读《离骚》、《天问》、《招魂》、《哀郢》,悲其志。适长沙,过屈原所自沉渊,未尝不垂涕,想见其为人。及见贾生吊之,又怪屈原以彼其材游诸侯,何国不容,而自令若是!读《鵩鸟赋》,同死生,轻去就,又爽然自失矣。”
五人者,盖当蓼洲周公之被逮,激于义而死焉者也。至于今,郡之贤士大夫请于当道,即除魏阉废祠之址以葬之;且立石于其墓之门,以旌其所为。呜呼,亦盛矣哉!
夫五人之死,去今之墓而葬焉,其为时止十有一月耳。夫十有一月之中,凡富贵之子,慷慨得志之徒,其疾病而死,死而湮没不足道者,亦已众矣;况草野之无闻者欤?独五人之皦皦,何也?
予犹记周公之被逮,在丙寅三月之望。吾社之行为士先者,为之声义,敛赀财以送其行,哭声震动天地。缇骑按剑而前,问:“谁为哀者?”众不能堪,抶而仆之。是时以大中丞抚吴者为魏之私人毛一鹭,公之逮所由使也;吴之民方痛心焉,于是乘其厉声以呵,则噪而相逐。中丞匿于溷藩以免。既而以吴民之乱请于朝,按诛五人,曰颜佩韦、杨念如、马杰、沈扬、周文元,即今之傫然在墓者也。
然五人之当刑也,意气扬扬,呼中丞之名而詈之,谈笑以死。断头置城上,颜色不少变。有贤士大夫发五十金,买五人之头而函之,卒与尸合。故今之墓中全乎为五人也。
嗟乎!大阉之乱,缙绅而能不易其志者,四海之大,有几人欤?而五人生于编伍之间,素不闻诗书之训,激昂大义,蹈死不顾,亦曷故哉?且矫诏纷出,钩党之捕遍于天下,卒以吾郡之发愤一击,不敢复有株治;大阉亦逡巡畏义,非常之谋难于猝发,待圣人之出而投缳道路,不可谓非五人之力也。
由是观之,则今之高爵显位,一旦抵罪,或脱身以逃,不能容于远近,而又有剪发杜门,佯狂不知所之者,其辱人贱行,视五人之死,轻重固何如哉?是以蓼洲周公忠义暴于朝廷,赠谥褒美,显荣于身后;而五人亦得以加其土封,列其姓名于大堤之上,凡四方之士无不有过而拜且泣者,斯固百世之遇也。不然,令五人者保其首领,以老于户牖之下,则尽其天年,人皆得以隶使之,安能屈豪杰之流,扼腕墓道,发其志士之悲哉?故余与同社诸君子,哀斯墓之徒有其石也,而为之记,亦以明死生之大,匹夫之有重于社稷也。
贤士大夫者,冏卿因之吴公,太史文起文公、孟长姚公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