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文
我爱青山,愿与它相伴;我爱白云,想让它相陪。做梦也梦不到穿上紫罗袍系了黄金带。只要有一间茅屋,四周围野花盛开,管他谁家兴旺,谁家衰败。在陋巷中过着,一箪饭,一瓢水的生活我也挺愉快。贫穷时,骨气不丢;富贵了,志气不改。
注释
紫罗袍:古代高级官员的服装。
陋巷箪瓢:《论语·雍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
“贫,气不改”二句:《论语·学而》:“贫而无谄,富而无骄。”《论语·子罕》:“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孟子·滕文公下》:“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这两句话,是上述引文的概括。▲
这首曲子写作者与青山白云相亲相爱,不求富贵、淡泊明志,贫贱不移、富贵不淫的高尚情操。
“青山相待,白云相爱,梦不到紫罗袍共黄金带。”开头以工整的四言对偶句开端,节奏平稳轻快。“青山”“白云”两个意象,色彩柔和,形象鲜明,激起人们的联想,头脑中立刻浮现出了一片优美的山林风光。在“青山”“白云”之后,分别缀以“相待”“相爱”,不仅把“青山”与“白云”巧妙地人格化了,两个“相”字连用,更展现了山林风光的魅力和作者在大自然中陶醉之态。青山与作者互相期待着,白云与作者相互爱恋着,在作者眼里,大自然的一切也都和自己一样,是富有生命、具有感情的,体现了作者对大自然的美趣的发现与再现,以及在这美趣背后的寄托与意蕴,都能得以完满的显现。第三句紧承前一、二句而来,补足其乐于隐居山林之意,酣畅饱满。“紫罗袍”与“黄金带”指做大官,而在前面衬以“梦不到”三字,作者厌恶官场、弃绝功名富贵的态度便跃然纸上了。“一茅斋,野花开,管甚谁家兴废谁成败,陋巷箪瓢亦乐哉!”这四句与前三句比照,结构一样,同样是先写景后抒情,但在意境上又有新的开拓,在节奏上又有新的变换。前三句抒的是由当前现实所产生的厌恶官场之情,而这四句所抒叹的是对朝代更替和历史人物成败所产生的慨叹。虽然所处是一陋室,但由前三句可知,一定是在白云缭绕的青山之间,其清幽可以想见,野花在四周烂漫地开放着,充满了生机和野趣。在这样的环境下,“谁家兴废谁成败”,就由他去吧。在前面加上了“管甚”二字,表现了作者与世无争的态度。“陋巷箪瓢亦乐哉”,作者以古代贤人颜回自况,进一步表现了安贫乐道的志趣,说明他的“管甚谁家兴废谁成败”,并非真正的忘世,而是守道而已。“贫,气不改;达,志不改。“最后的对偶句,斩钉截铁,器宇轩昂,戛然而止,收煞全篇,掷地有声。这两句将《论语·学而》“贫而无谄,富而无骄”、《论语·子罕》“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及《孟子·滕文公下》“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等儒家经典中所包含的丰富内容加以高度概括,将思想的高度和情感的强度有力地向前推进一层,表现了作者崇高的气节。从全曲的思想内涵看,最后这两句正是曲眼,乃点睛之笔。
这是一首言志曲。它表达出了作者的一片浩然之气,真正达到了“贫贱不能移”“富贵不能淫”的境界。▲
《孟子·滕文公》中提出的“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的观点,长期以来,一直是中国正直知识分子的生活信条。宋方壶生当元蒙统治的乱世,深受孟子这一观点的影响。这支曲子就是基于这样的观点而创作的。
此曲表现出作者对悠然自得生活的满足感,显示出一片浩然之气,真正达到了“贫贱不能移”、“富贵不能淫”的境界。曲中抒发了淡泊富贵、纵情山水、但求自适的高情逸致,连梦都在拒绝“紫罗袍”、“黄金带”,喜爱的只是青山、白云、茅斋、野花,清气逼人,耐人寻味。全曲风格旷达超迈,襟怀开阔,气度不凡,语言朴实真挚,有一种淡朴本真之美。
太史公曰:“先人有言:‘自周公卒五百岁而有孔子。孔子卒后至于今五百岁,有能绍明世、正《易传》,继《春秋》、本《诗》、《书》、《礼》、《乐》之际?’”意在斯乎!意在斯乎!小子何敢让焉!
上大夫壶遂曰:“昔孔子何为而作《春秋》哉”?太史公曰:“余闻董生曰:‘周道衰废,孔子为鲁司寇,诸侯害子,大夫雍之。孔子知言之不用,道之不行也,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以为天下仪表,贬天子,退诸侯,讨大夫,以达王事而已矣。’子曰:‘我欲载之空言,不如见之于行事之深切著明也。’夫《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纪,别嫌疑,明是非,定犹豫,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存亡国,继绝世,补弊起废,王道之大者也。《易》著天地、阴阳、四时、五行,故长于变;《礼》经纪人伦,故长于行;《书》记先王之事,故长于政;《诗》记山川、溪谷、禽兽、草木、牝牡、雌雄,故长于风;《乐》乐所以立,故长于和;《春秋》辨是非,故长于治人。是故《礼》以节人,《乐》以发和,《书》以道事,《诗》以达意,《易》以道化,《春秋》以道义。拨乱世反之正,莫近于《春秋》。《春秋》文成数万,其指数千。万物之散聚皆在《春秋》。《春秋》之中,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胜数。察其所以,皆失其本已。故《易》曰‘失之毫厘,差之千里。’故曰‘臣弑君,子弑父,非一旦一夕之故也,其渐久矣’。故有国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前有谗而弗见,后有贼而不知。为人臣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守经事而不知其宜,遭变事而不知其权。为人君父而不通于《春秋》之义者,必蒙首恶之名。为人臣子而不通于《春秋》之义者,必陷篡弑之诛,死罪之名。其实皆以为善,为之不知其义,被之空言而不敢辞。夫不通礼义之旨,至于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夫君不君则犯,臣不臣则诛,父不父则无道,子不子则不孝。此四行者,天下之大过也。以天下之大过予之,则受而弗敢辞。故《春秋》者,礼义之大宗也。夫礼禁未然之前,法施已然之后;法之所为用者易见,而礼之所为禁者难知。”
壶遂曰:“孔子之时,上无明君,下不得任用,故作《春秋》,垂空文以断礼义,当一王之法。今夫子上遇明天子,下得守职,万事既具,咸各序其宜,夫子所论,欲以何明?”
太史公曰:“唯唯,否否,不然。余闻之先人曰:‘伏羲至纯厚,作《易》八卦。尧舜之盛,《尚书》载之,礼乐作焉。汤武之隆,诗人歌之。《春秋》采善贬恶,推三代之德,褒周室,非独刺讥而已也。’汉兴以来,至明天子,获符瑞,封禅,改正朔,易服色,受命于穆清,泽流罔极,海外殊俗,重译款塞,请来献见者不可胜道。臣下百官力诵圣德,犹不能宣尽其意。且士贤能而不用,有国者之耻;主上明圣而德不布闻,有司之过也。且余尝掌其官,废明圣盛德不载,灭功臣世家贤大夫之业不述,堕先人所言,罪莫大焉。余所谓述故事,整齐其世传,非所谓作也,而君比之于《春秋》,谬矣。”
于是论次其文。七年而太史公遭李陵之祸,幽于缧绁。乃喟然而叹曰:“是余之罪也夫。是余之罪也夫!身毁不用矣!”退而深惟曰:“夫《诗》、《书》隐约者,欲遂其志之思也。昔西伯拘羑里,演《周易》;孔子厄陈、蔡,作《春秋》;屈原放逐,著《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而论兵法;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也,故述往事,思来者。”于是卒述陶唐以来,至于麟止,自黄帝始。